【上书房行走】走进洪修平教授的书房

2020-09-08 10:01:19

洪修平教授，书房名枕书阁

学者介绍

洪修平，77级大学生，哲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曾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组专家。兼任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特邀研究员等。出版著作3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

在国家图书馆

我从小就很爱读书，至今保存着的一份小学三年级的成绩报告单上还有老师当年写的评语：“喜欢看课外书籍，很好。”但遗憾的是，最想读书的年龄却没有书读。1966年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就停课了，直到1969年1月才复课进了苏州市第五中学。1970年毕业时，全部分配进工矿工作。我被分配到苏州市西山煤矿建设工程团一营保障连维修班当学徒工，时年16岁。由于煤矿所在的洞庭西山四面环太湖，必须坐轮船四五个小时才能回苏州，所以我们平时星期天不休息，而是一个月集中一次休假4天。虽然平时上班是三班倒，还经常要下矿井，工作很辛苦，有时中班倒早班，半夜12点下班，第2天早上8点又要上班，睡觉休息的时间可想而知，但当时最渴望的不是睡觉而是读书和学习。

在日本国会图书馆

记得1972年中日建交后不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业余日语广播讲座，我十分欣喜，从每月十多元的学徒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购买了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按时收听，并购买了相关的教材和参考书。日前无意中翻到一封当年上海新华书店邮购部给我的回信：“洪修平同志：73年12月21日来信收到。你要购买的《广播日语》初三册等书，因目前无货供应，以后是否再版，亦不能确定，今特将来款0.3元，用邮票退还给你，请查收。此致敬礼！上海邮购书店启1974年2月14日。”这是有记载的我邮购（如今是网购）图书的最早开始，距今近50年了。

邮购图书的信件

在煤矿工作的7年多，是我的藏书从无到有的时期。当时工作之余想尽一切办法找书读，一旦借到一本好书，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还不够，经常还会用小本子把喜欢的内容抄摘下来。我至今还保留着几本当年用3分钱或5分钱买的那种小练习本，上面的抄摘记载着读书对我的早期启蒙，也时时会勾起我对往昔的回忆及对今天有书读的珍惜，故多次搬家都没舍得扔掉。其中1972年的抄摘本第1页就抄录了当时借到的一本《中华活页文选》上的《荀子·劝学篇》，其开篇所言的“君子曰：学不可以已”，一直激励着我要不断地读书学习。说来也是碰巧，77年恢复高考，语文试卷最后的一道古汉语加试题就是选自荀子的劝学篇，我几乎全答对了，这对于我当年考上大学显然加了分。

练习本

业余读书的过程中，慢慢积累了几本自己的书，于是就在自己的床头与墙壁之间用一块木板架搁起来放置图书，这就成为我最早的小书架。后来我被抽调到后勤处行政科，不用再三班倒，读书时间就更多了些。行政科与矿部小阅览室靠得近，于是读书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竟然还觅到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如获至宝，常伴左右，这成为我日后从事中国哲学专业学习和研究的最早引领和资料积累。当时全社会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还被选入工人宣讲团，许多马列原著，当时都反复阅读。评法批儒、批判《水浒》虽是闹剧，但也提供了我阅读相关图书的机会，使我接触到了诸子百家和文学名著。最早的文史哲知识，竟然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取，现在想来也感叹不已。后来我又被调到政治处宣传科，那时矿里既有老大学生，也有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生，我能有机会专门从事文字工作，应该说与自己平时的读书学习密切相关。记得2007年江苏电视台教育频道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拍专题片时，拍我的那一集总结语就是“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读书不应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但读书自会有收获，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当年想读书，只是觉得不能虚度年华，并没有想到其他，也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参加高考的机会。

我大学时的宿舍

从77年开始上大学、读研究生再到读博士，我的购书、藏书和书房建设逐渐进入了快车道。大学时我因满了5年的工龄而能带薪，每个月有30多元的工资，因而就能经常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除了哲学专业书之外，其它书也买了不少。大学毕业时我考上了中国哲学史专业孙叔平先生的研究生，平时的学习则主要由王友三老师指导。孙先生和王老师引导我们读书的同时，也会在购书方面提出建议，《十三经注疏》《新编诸子集成》等都是在他们指导下购买的。当时孙叔平先生刚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稿》，其中有研究佛学的专章，但孙先生自感年龄大了，佛学研究得还不够，便鼓励我们年轻人好好研究中国佛学这一宝贵财富。这样，机缘巧合使我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佛教研究者之一。我从1982年初就开始研究佛教，并搜寻和购买相关的图书。那时有关佛学的书很少，能买到的我都尽量买。1984年底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次年又考到复旦大学哲学系跟从严北溟教授继续研究佛教。记得当时坐火车到上海去，随身带的行李有两个简陋而结实的大木箱，里面装的大都是专业书，那天冒着小雨骑了辆借来的小三轮车把书箱拉到南京火车站去托运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1988年博士毕业回南大工作时，行李变成了两个木箱和四个纸箱。除了书之外，还有我在读书过程中抄录的小卡片。

与王友三老师90岁生日合影

关于读书抄卡片，这既是做研究的需要，那样的读书和思考，会比较精细、扎实和深入，但这在当时也有其不得已。我的博士论文在出第三版时我在“作者的话”中曾写道：“……二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当时的《大正藏》还算是古籍（还没有后来的各种影印本），不能复印，只能阅读加手抄；……想要参考张曼涛主编的《中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只能到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毛钱一册借来翻阅，还不能复印，因为这是港台书！”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那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南大古籍部曾特许我把《大正藏》放到旁边的阅览室，这样在午间休息不开放时我可以不中断阅读。复旦哲学系资料室则特许我可以借阅不超过三册的《大正藏》带回宿舍，看完后再去换借。这对于每天看书10小时以上的我，显然为抄卡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手抄小卡片

如今的读书条件，无论是图书的种类还是阅读的方便，都可以称之为鸟枪换炮了。以上提到的《大正藏》100册、《中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00册，现在都在手边随时可取，此外《续藏》《龙藏》《道藏》《藏外道书》《二十五史》等大部头书，也都静静地排在家中的书架上。虽然有些书现在有了电子版，阅读查找更为方便，但我仍然习惯在引用资料后会去查阅并校对纸本原著。

港龙园家客厅书橱

合影

港龙园家书房工作台

书逐渐增多，藏书当然就是个问题。大学时候的藏书，床头搭个小书架即可。研究生前两年，住宿舍有书柜，似乎也够用了。读研期间结婚后住在上海路宿舍，有一间8平米的小房间，先是卧室兼书房，后来条件改善，单做了书房，有专门的书橱，每晚在里面工作至1～2点钟，幸福感满满。儿子出生并长大后，8平米的房间归他，我就搬到客厅读书和写作。90年代初，我曾专门到南大木工厂去定做了6个搁板加厚的大书橱，加上原来家里的两个书橱，各种书籍和杂志，塞得满满的，但基本够用。到了90年代末新世纪初，随着学术研究和国家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自己购书、别人赠书越来越多，家中放书的地方明显跟不上了。再加上我妻子孙亦平的购书欲此时也似乎迅速增长。原来我俩的专业都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也相近，还曾合著了《惠能评传》等。但后来由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她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宗教学原理和道家道教，中西方宗教学的研究著作和《道藏》之类的图书开始大量挤上书架，卧室兼她的书房逐渐也堆满了书。这样，从小书房、书房与客厅合一，再到家里到处是书，狭义的书房概念已经淡化，家即书房、书房即家的倾向慢慢出现。

一起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上海路家客厅书橱

上海路家里工作

与妻子两人的著作

一家三口

2005年拿到南大港龙园的房子开始装修，在书房和客厅都打了书橱，有的还是里外可以放三层书，本来还想打更多的书橱，装修公司却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了，说又不是建图书馆，他们哪知道文科老师的家就是图书馆啊！书橱果然很快就不够用，再有新书进家，就要像图书馆经常做的那样进行“倒架”，例如把我当副主编而获赠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移到一进大门的狭长处原来专放小工艺品的装饰柜上，然后把各种小工艺品再放到书上面，图书本身也成为一道好看的风景而与工艺品交相辉映，效果似乎也不错。

港龙园家的进门处

港龙园家书房一角

“倒架”毕竟不能增加太多的书架总容量，后来有了和园就好多了。但书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家。过去是一本本或自己买或作者送，现在则经常是别人主编或自己参编的一大套甚至一整箱。就在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快递又送来了因担任一个全国图书奖的评审专家而获寄的样书几十本。家中书太多书橱放不下就只好堆在地上，形成了一个个书垛子。

和园家的客厅书橱

和园家书房一角

港龙园家的书堆

这样的情形当然会制约我的购书冲动，好在现在“书房”的概念因网络的运用和电子书的出现而扩大了。有着百万册藏书的学校图书馆通过网络连线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自己书房的备用书库，获取电子资源的方便快捷，使创建个人的资料数据库成为书房建设的新路径。即使如此，出于对书籍本能的热爱，出差开会或参加学术交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有机会，我仍然喜欢逛图书馆和书店。遇到喜欢的好书，还是忍不住会买，不过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了。

在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

在耶鲁大学图书馆

台湾开会期间书屋小憩

家中书籍不断增多，有时也想再换套大点的房子，但已经习惯了现在的住处，很喜欢在港龙高层的阳台上捧书喝茶，欣赏秦淮河风光，既安心又宁神，这不正是当年匡亚明老校长书赠“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对我们俩的勉励吗？但书总得有地方放呀。感谢学校和系里办公条件的改善。现在每个教授都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可以放书。由于我成立了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并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系里又特别支持给了一大间工作室，这就大大缓解了放书的压力。

匡亚明先生墨宝

家中阳台远眺秦淮河

哲学系项目工作室

与学生在项目组合影

但平时看书更多的还是在家里。因为我与妻子两个人看书、放书各有偏好，你拿我放，查书找书有时就成为一个大问题，经常会为找一本书花费许多时间，还会导致不必要的争论。我当南大图书馆长以后，便将学来的图书分类摆放以方便查找的原则活用到家里的藏书中，例如对常用的书按儒、佛、道分类排列，并定下从哪拿书必须放回原处的规则；地上堆的书垛，把可能会要查阅的书放在外层，书脊一致对外以便查寻。虽然并没有根本改变家中藏书有点乱的情景，但我觉得只要自己查找使用方便即可。套用一句现在的流行话，书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藏的。

2012年10月29日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全面开馆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