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南都周刊》的一项调查，我国80.92%的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异地恋。在Z世代群体中，网恋接受度高达九成以上，异地恋接受程度高达70%以上。由于“物理身体”在传播中的缺席，异地恋群体基于视频、电话等媒介维系的是一种“数字亲密”关系。王蕾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叶钰湾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3期刊文，认为随着个体成为“技术具身”的赛博人，场景、身体、在场的概念发生了变迁。异地恋群体通过专注、便利、亲密的在线互动，以及双方的联合活动与共享任务，重新实现了“数字亲密”式的交流与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与媒介技术进行了“双向驯化”：媒介技术推动异地恋个体重塑自我边界，转变媒介使用惯习；异地恋个体则使技术“为我所用”，体现了物理身体的不可替代，确认了“数字亲密”的真实性。随着个体回归“在场”，异地恋群体克服了由“脱域交往”引发的信任危机，从而重新搭建起安全感与亲密感，建构起以认知型信任为主、情感型信任为辅的人际信任，以及以媒介技术和网络虚拟世界的运作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信任。

据《南都周刊》的一项调查，我国80.92%的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异地恋。在Z世代群体中，网恋接受度高达九成以上，异地恋接受程度高达70%以上。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是异地恋群体规模最大的区域。“双城生活”已经成为该地区情侣的普遍现象。据中国青年网发布的一项对全国574名大学生有关异地恋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缺乏沟通”“互相怀疑，缺乏信任”“长时间不见面，感情冷淡”是异地恋分手的主要因素，且超过半数的大学生认为异地恋之间保持感情的最好方式是“视频、电话、聊天沟通感情”。由于“物理身体”在传播中的缺席，异地恋群体基于视频、电话等媒介维系的是一种“数字亲密”关系。在当下沉浸传播（ImmersiveCommunication）时代，传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虚拟的人际错觉”正在产生。在爱情中，我们容易爱上特定的文字、声音或图片，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填补了许多未知的部分，让一个虚拟形象时刻陪伴自己。

本研究聚焦于当前异地恋群体媒介互动中的“数字亲密”与“信任”问题，当恋爱对象成为技术具身的“赛博人”，异地恋伴侣如何弥补“物理身体”不在场所产生的隔阂，维持交流互动与情感联系？如何确信爱情能够“真实”发生？这有助于我们反思媒介技术下的异地恋亲密关系，同时探讨具身传播背景之下“在场”的概念变迁、“身体”的意义，以及媒介技术与个体的关系，从而对信任和网络信任危机进行再思考。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深入采访了22名处于异地恋关系中，或曾有过异地恋经历的个案。受访者的年龄集中在21-25岁，处于大学生涯或职场生涯初期，女性13名（用F表示），男性9名（用M表示），其中，F1和M1、F2和M2、F3和M3为情侣关系。受访者的异地恋时长基本占据了恋爱总时长的一半以上，有10名受访者自恋爱之初便是异地恋（F3、F5、F7、F8、F9、F10、F12、M3、M7、M8）。受访者与伴侣见面的间隔时长集中在1-3个月，主要通过文字、电话和视频方式进行日常交流。此外，游戏也成为部分受访者与伴侣互动的重要媒介（F4、F7、F10、F12、F13）。

异地恋群体的媒介使用与“数字亲密”营造

（一）“数字亲密”的形成：专注、亲密与便利

对异地恋群体而言，具备以下特征的互动媒介被认为是有意义的：第一，专注性，体现为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第二，亲密性，包括听到对方声音或看到对方脸的能力；第三，便利性，包括速度、一致性、可靠性、舒适性和容易性。这些特征能让异地恋群体感受到对方的“在场”，即产生一种彼此共存于同一虚拟空间的心理感觉。其中，跟文字相比，电话和视频延伸了听觉和视觉，从而更能营造“数字亲密”感。

专注性体现为一种“身临其境”的陪伴作用，即感知到对方付出并投入了一段专属于彼此的时间。“有段时间我一个人学习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跟他打视频，感觉好像有个人在旁边陪我一起学习，就会没有那么焦虑。”（F5）专注性也是“数字亲密”产生的必要条件，M6强调在视频的时候只有双方都足够专注，他才能感知到对方的“虚拟陪伴”。

亲密性则体现为一种最直观的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和看到对方的感受。F3认为，之所以电话和视频能让她产生一种对方就在身边的感觉，就是因为“感觉那个声音就在耳边，我就会构想出一个他在旁边的场景”。通过电话和视频，双方语气和表情上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个体情绪状态的变化，此类听觉和视觉上的感知能让情感和情绪的传递更加准确即时，从而提高双方交流的便利性。

（二）“数字亲密”的加强：联合活动与共享任务

异地恋群体为了培养亲密关系通常需要进行一系列关系“维护行为”（maintenancebehaviors），包含联合活动（jointactivities）、支持（support）、共享任务（sharingtasks）和情感（affection）。其中，联合活动与共享任务是异地恋伴侣建构“数字亲密”的重要因素。

首先，“游戏”成为异地恋伴侣重要的共同活动。对于异地恋伴侣而言，游戏的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的配合与交流，以此提升双方的连结与亲密感。F10与男朋友就是打游戏认识并结缘的：“我们一起打游戏的时候，因为当时在玩的东西是同步的，所以我就会感觉他在我身边。”由此可见，同步性是线上联合活动和共享任务得以强化“数字亲密”的重要因素。

除了一起玩游戏，异地恋伴侣还“开发”了其它线上约会的方式以实现同步性。F9和男朋友经常使用QQ音乐的“一起听歌”功能，双方进入同一个听歌页面，一端点击暂停或切歌，另一端也会同步发生变化。F6、F8和F11则提到了自己与男朋友共同在线上看电影的经历，这种“同步发生”的感觉让她们觉得奇妙。“有一起在线上看过电影，我会感觉到好像在另一个时空，他也在跟我做同样的事情，会有一些仪式感。”（F6）

此外，互相监督和陪伴对方学习、工作也开始通过线上方式实现。M9经常和女朋友连着视频一起学习，这种“同步”的感觉再度强化了对方的“在场”。同时，各类视频会议和远程办公软件由于兼具语音、视频和投屏功能，也被异地恋群体用于线上约会。

综上，虽然异地恋伴侣无法身处同一个物理空间，但他们可以通过具备专注性、亲密性和便利性的沟通媒介获得听觉和视觉上的真实感受，通过联合活动和共享任务连接彼此的“同步”存在，通过日复一日的在线互动接收彼此情感的反馈，感受对方的思绪与心灵。这种“在场”的陪伴不仅体现为“虚拟身体”的在场，更包括情感和心灵的同频共振，即一种“在场”的心有所感。

（三）异地恋媒介互动中的“缺席”

随着“在场”形式的变化，异地恋群体对于“缺席”的理解也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传统的“缺席”探讨的是物理身体的“有”或“无”，那么当下的“缺席”反映的是虚拟身体的“在”或“不在”。这一概念类似于“失联”，即通过各类传播媒介依然联系不到对方。

然而，并非所有的失联都会导致“缺席”，异地恋群体对伴侣是否“缺席”的判断，通常与自身的实际或情感需要有关。当个体非常需要对方的陪伴与安慰，或事件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较高时，此时失联才会被认定为“缺席”。F5提到：“如果我有一些特别急的情况，比如我生病了，或者是我跟他说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他好长时间不回（消息），那我会觉得他缺席了。”其次，失联也并非“缺席”的必要条件，因为有时候即使保持着联系，也有异地恋个体觉得对方是“缺席”的。而这种“缺席”的判定，通常与对方的反馈有关。“异地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不开心的事情，我通过微信跟他说了，但是他很忙，然后可能就敷衍了几句。我能感受到他没有真正体会到我的状态，这个时候就会觉得他是‘缺席’的。”（F2）

此外，在一定条件下，“缺席”是可以被双方许可的，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异地恋个体正在学着接受对方偶尔的“缺席”，因为“不可抗力总是存在的”。（F7）异地恋群体对“缺席”的许可以规则为基础，体现的正是双方的相互信任。在这一方面，异地恋群体的普遍共识为：对方不需要秒回，但不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长时间失去联系。如果长时间失联，需要及时汇报，形式包括事前通知或事后解释。其中，相比于事后解释，异地恋群体普遍更能接受事前通知的形式。

为了克服由于对方“缺席”带来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多的异地恋个体选择接受和习惯这种状态，保持独立的个体状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对方“缺席”带来的影响，也能让数字亲密关系变得更加积极健康。因为给予对方一定的空间和自由也是维持信任和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

以“数字亲密”重构信任

虽然传统的信任研究认为身体“在场”情况下，双方稳定、持续的交往过程是信任产生的重要前提，但由于电话、视频等媒介技术使身体实现了虚拟“在场”，营造了“数字亲密”，信任重构有了新的可能性。这种虚拟的“在场感”也被称为社会临场感（socialpresence），即双方可以在网络互动过程中获得如同面对面交谈时的社交感受。社会临场感越高，双方在虚拟环境中的亲密关系越稳固，信任程度也更高。研究表明，“安全感”和“亲密感”是异地恋群体得以重构信任的重要中介因素。

（一）以“安全感”建构信任

安全感是影响恋爱关系的重要因素，缺乏安全感的个体容易感到被他人拒绝、遗弃，进而缺少归属感和幸福体验。一方面，F3、F11、M1和M5都认为线上交流尤其是文字交流容易造成误解，当这些误解引发双方矛盾时，不安全感就产生了。相比于文字，借助电话和视频这些更易营造“数字亲密”的媒介可以更好地处理矛盾，从而弥补由于误解导致的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不安全感还源于双方在信息和情感上的连接不够紧密，无法掌握对方的动态，或无法与对方产生实时的情感共鸣。针对这一问题，媒介技术通过实时交流强化了彼此连接，双方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分享生活细节，实现了“在场”的陪伴，从而有效弥补了由于信息隔阂造成的不安全感。

（二）以“亲密感”巩固信任

如果说“安全感”是信任产生的基石，那么“亲密感”就是巩固信任的重要催化剂。媒介技术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高异地恋伴侣间的“亲密感”，从而获得情感的确认和心灵的共同“在场”。

一是形成模式化的情感表达。相较于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陪伴，异地恋会更需要一些情感表达以确认和维系感情。此类情感表达通常包括“早安”“晚安”等问候以及“想你”“爱你”等表白，形式包括文字、声音以及表情包等，并且大多形成了日复一日的仪式和习惯。尽管这些情感表达趋于模式化，异地恋群体仍然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心感，从而提升对彼此的信任。除了这些形式，一些模式化的赞美同样可以带给对方更多的肯定和鼓励。M9提到：“我们经常会互相夸夸对方，因为如果我在言语中体现出我很喜欢她，或者我对她有很多意见，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彼此内心的感受。”

二是促进高强度的自我披露。虽然对异地恋群体而言，网络空间并非匿名，但网络去抑制效应仍旧发挥作用，即在线上可以更容易、更直接地表达自我。首先，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和面对面交流相比，在线上更容易完成“爱你”之类的比较腻歪的话语表达，“因为讲出来之后不需要考虑害不害羞。”（F3）其次，在相处模式和话题选择方面，很多异地恋个体认为双方在线上的相处通常更加自由和坦率。“线上会更像‘兄弟’一样，啥都能说，线下会比较含蓄。”（F2）“线上的这种关系让我敢于说很多不敢说的话，包括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F5）

模式化的情感表达和高强度的自我披露都可以强化异地恋伴侣间的情感和心灵“在场”，使双方获得“心有所感”的交往体验，从而提升亲密感、凝聚感和信任。

（三）异地恋信任重构的多重内涵

1.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

异地恋伴侣通过媒介互动建立起来的信任主要是人际信任，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制度信任。制度信任也被称为系统信任（systemtrust），即对建立在抽象原则、象征符号上的结构体系的确定性、同一性和合法性的认同与信心。

媒介技术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建构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双方共存于此，同时它又与现实世界有着密切关联，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规则系统”。网络空间中的规范和准则，会对个体形成道德与伦理上的制约，从而帮助提升异地恋伴侣之间的信任，本研究认为这种信任就是制度信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设置“情侣头像”，或通过朋友圈、微博等“动态”发布与恋爱状态有关的内容，从而达成一种“宣告”的效果。“如果他在朋友圈里告诉大家他有女朋友了，就能说明他是忠于我的，就是‘我宣告了，没有退路了’这种感觉。”（F5）“我希望他跟我换情侣头像，然后朋友圈发我的照片。这些行为能宣告主权，因为他的朋友就会知道这些事情。”（F7）

本研究认为，异地恋群体确认“数字亲密”真实性的过程，体现的是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的相互促进。

人际信任是最根本的信任，可以促成长期深久的交往关系。虽然使用“情侣头像”和“秀恩爱”这类网络社交行为帮助建立的是异地恋伴侣之间的制度信任，但这种信任依然是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的。正如F4所说：“通过平时和他的聊天我就能确定他没有做一些违背原则的事情，而且他本来就不爱发朋友圈（秀恩爱），就不发呗。我觉得发不发朋友圈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信任产生的机制只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形式，相比之下，双方在日常相处和互动中产生的实际行为，才是给予对方安全感和增强信任的根源所在。

2.认知型信任与情感型信任

异地恋伴侣之间的人际信任也具备两个维度，通常是认知型信任（cognitivetrust）与情感型信任（emotionaltrust）的组合，前者体现为对对方人品的信任，后者体现为对双方感情的信任，二者相互促进。“一方面我相信他这个人，因为他的种种行为都让我觉得他很可靠，我相信他不会胡作非为；另外一个也是基于感情，确实感情基础也在那里。”（F6）

认知型信任往往先于情感型信任而存在，因为对“人”本身人品的判断和信任是亲密关系开始的重要前提。“人品是基础，然后媒介加强情感信任。”（F8）“一开始因为她的品行吧，之后通过两个人的交往，越来越了解她，就对感情也比较坚定了。”（M7）此外，认知型信任的重要程度往往高于情感型信任，因为相较于一种由于强烈的情感联系而产生的非理性信任，个体更相信自己对伴侣人品和行为的理性判断。“主要肯定还是因为她本人啊，不可能是因为她平时跟我发什么话之类的，就产生信任。”（M1）由此可见，异地恋个体通常可以基于理性的判断产生对彼此的认知型信任，不会轻易地、单纯地被感情蒙蔽理智。也只有这样，异地恋伴侣间的人际信任才能稳固长久。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3期，原文约18000字，标题为《以“数字亲密”重构信任：技术具身下青年异地恋的媒介实践》。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王蕾，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叶钰湾，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