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桥”在修建之初就与人发生了勾连，进而从人的意志层面显现到城市的现实生活中。博士研究生谢洁琼和王晴川教授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2期刊文，认为江南水乡的桥梁尤是如此：“筑桥”的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在此融合、统一，人力、资金、信息、事件甚至传说故事、仪式民俗在此汇聚，诸多网络都围绕着桥交织在一起。一座座桥在日常生活中起到连接、转换、区隔的作用，记录着城市历史变迁，并成为区域交往网络的重要节点。研究基于平均每平方公里有桥31座的绍兴，把江南之“桥”与媒介之“桥”并置于特定的历史地理空间：不仅聚焦于桥本身和空间视角的桥，也关注纵向时间中桥梁的修建缘起到维系交通再到嵌入城市、如何勾连与构建相关意义网络的一系列活动；同时提出“桥”之于江南的精神意义在于超越地域性地在可见性生产中帮助人们建立与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作为生活中常见的建筑物，“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广泛的传播意义，在地域文化中它作为“媒介”的物质性和相关精神意义常常相伴随，无法分割。本文聚焦于江南特定区域内的桥梁，试图在桥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桥在所处区域空间、地方社会中所起的网络构建与勾连作用，同时探究它由此生发的相关意义；以个案为例试析特定地貌赋予桥梁的丰富“媒介”意涵，借此阐释江南桥梁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和容纳性媒介，既起到转化、连接的作用，又能够产生划分、区隔的功效，并且凭借围绕“桥”展开的中介化实践编织一层层意义网络，促成一个个新的场景和行为模式生成。
“桥”何以成为“媒介”
盖因桥承载重量、连通空间、接引行人，不仅帮助人们实现实体空间向度的跨越，也在心理层面实现跨越，这与媒介是“帮助物与物之间建立连接的中介”的基本概念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桥”是一种重要的“中介物”，并且具有实体层面和观念层面的双重媒介属性。
桥作为时间偏向的媒介（特别是石桥材质不易损耗），可以历经千年，将古代桥梁的建造技巧与原理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便于后人研究学习。从这种意义上说，桥是承载过去经验与技术的存储器。史志记载绍兴桥梁自越建国始，历经千年：由木（竹）而石，由梁而拱，由简而繁，是与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其数量和价值之前有所忽略，直到2011年绍兴文物管理局第三次文物普查，发现许多明清史料中不曾记载的古桥，统计绍兴石桥为698座。目前普遍认为绍兴是拥有文物保护级别的石桥最多的全国设区市之一。
除了经验与技术，桥还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观念与思想。郭建斌认为，除了选址、使用的材料、各种工具的使用等物质性体现，桥也成为一种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寺庙的意义。它象征着从一种状态、场景或境域到另一种状态、场景或境域的转换。此观点可以联系周星概述的关于桥俗和桥文化的转换规则：通过“过桥”等仪式迎来送往，完成状态、场景或境域的转换或是生死空间的跨越。谢清果则聚焦华夏桥梁的媒介意象，将其分为沟通自然的媒介、连接生死的媒介、人际交往的媒介和民族记忆的媒介四类，认为从古至今桥都承担连接人与团体的作用。
此外，齐美尔提出桥这一符号蕴含着“联系和分离”的关系，他认为架桥是人类联系愿望的体现，即桥梁建造是由于人们已在“主观意图、需求及想象中将两岸联系起来”，“是人的精神在追求亲善、联合，需要逾越这一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架桥之初，桥就与人发生了勾连，进而从人的意志层面显现到城市的现实生活中。
由此可见，桥的意义是动态生成的，与所在城市、地方社会关联在一起。或许可以认为媒介学视角下江南桥梁的研究，其实质是桥与人的关系、桥与城市的关系或是桥、人、城三者之间的关系。
连接、转化与区隔：桥之于江南的历史渊源和多元意义
（一）作为交往网络节点的桥：江南市镇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我们基于媒介学视角的研究关注的是媒介的中介化角色和功能。大量史实证明江南水乡地区一些重要桥梁的功能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的渡越作用，这些桥梁往往是各路水陆交通的交汇点，因此对市镇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绍兴自秦汉起就设有驿站，如兰亭驿；经南北朝到唐朝，大道30里设一驿站，水驿尤为发达；再经宋至明清，驿站大为增加。这些驿站（馆、铺、亭）皆设立于水陆要道之旁，是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网络中重要的节点，汇聚了官员、商贾、游客等大量人流，车马舟楫交汇，因而兴起屋舍、商铺以及茶馆酒楼等各种服务设施和娱乐场所，久之就形成了集镇。在驿站向集镇转化的过程中，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促使了这个交往网络的形成。绍兴不少集镇是在建桥之后才兴驿、立镇的，并以驿名为镇名，如曾经的柯桥驿、枫桥驿。
再者，由于水乡的特性，桥梁是江南集镇选址和定位的基础条件，约80%的绍兴集镇就是如此。绍兴集镇布局多为中间大河，街设两边，桥跨河上，连成一体，如安昌镇、齐贤镇、东浦镇、漓渚镇，据统计每镇桥梁数在20-30座。同时也有兼具水利设施和桥梁设施的地方，在闸、堰所在地从村落发展为集镇，如三江斗门镇、上虞蒿坝镇、绍兴沉酿堰村。可见，江南水乡桥梁在市镇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居于核心位置，起到关键性作用，并由此建立以桥为媒的多重连接与转换过程。
另一方面，江南水乡地区桥梁作为区隔的媒介特性也不能被忽视。因为绍兴多山多河流的特殊地貌和严重的水害情况，桥还充当着避风塘的作用，在狂风急浪之时减缓水面冲击力并提供桥洞庇护船只，同时也起到划分水域的作用。另一种起到界限作用的桥是作为城门的水桥，如越国大小城的四座水门以及城郊税收征收的关卡。同时，实体空间的分隔也造成心理上的区隔，影响人们对自我与地方的认同。在绍兴人日常生活中常以桥头或河为界，将自己与桥另一边或河对岸的居民加以区别。即便同处一城，府河西边世居小江桥北笔飞弄的蔡元培、和畅堂的秋瑾称山阴人，东边世居都昌坊的周豫才（鲁迅）称会稽人。盖因绍兴府城虽同城而治，府河一直是山阴、会稽两县的界河，府河分割特征明显，千百年间充当着行政规划和自然地貌的鲜明分界线。
（二）嵌入与连接：以桥为媒的绍兴城市网络
绍兴是极具代表性的江南水乡城市，因为河流而与周边区域联系紧密。绍兴物产丰富、商业繁盛、人民生活富足，与长三角周边城市往来密切。越文化一直被视为江南重要区域文化之一。促成这一切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正是绍兴地区水运便捷，全市（包括诸暨、新昌、嵊州等）有桥10610座。绍兴又与萧山连接，沟通钱塘江、曹娥江、余姚江、甬江航运，萧绍地区内河是浙东运河最庞大内河网中的几段。绍兴是江南网络中重要的节点，其文脉依水而生，傍河而流散，在一种想象的繁华中与杭、嘉、湖等地一样被统一于广义的江南之中。
桥梁作为生产工具的科技成果，建造之初就为促进社会生产力而服务，它也受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影响。绍兴桥乡的形成不仅体现了这一规律，也内含自己的特殊情况。在绍兴城的发展中，桥梁起到纽带的作用，让破碎的城市空间得以连接。公元前490年，勾践选择会稽（今绍兴）作为越国政治中心，利用八个孤丘和水网地带便利条件，先筑小城，后扩大城。2500多年未改城址，也是由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绍兴自汉代就分设山阴、会稽两县，两县中间有府河相隔，北面有东西长河流经市区，丁字形主河道连通全城数十条河流，城区内有200多座桥梁，其中6里长的府河上有桥20多座，北边运河自都泗门到城西郭吊桥全长6里，有桥10多座。数百座桥梁共同构成绍兴城的骨架，形成以桥为媒的城市网络。
（三）筑桥行为及其意义：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统一
江南水乡桥梁建设耗费大量资金与建材，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石桥所耗甚多，与地方市镇经济互相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桥梁修建大体有官府主持、乡绅集资和寺院募捐三个途径。历史上绍兴有许多勤政爱民的知府、县令，他们认识到建桥修路乃王政之大事，道路畅通才能民丰物阜，也是自己政绩的体现，因此，以水利和筑桥为己任，为绍兴桥乡形成做出贡献。
再者，绍兴“衣冠简朴古风存”，乡人乐善好施，愿为桑梓出力。从《嘉泰会稽志》到绍兴历代县志再到《浙江通志》皆有记载乡绅集资建桥的故事，从一些桥名中就有体现，多为表彰筑桥义举，如诸暨的会义桥、祝桥、五显桥、善感桥、义士桥，绍兴市区的宝佑桥、万安桥、公善桥、四太平桥等。此外，宗教活动在江南较为鼎盛，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建了大量寺院。这些寺庙旁侧往往是河道要津，为方便信徒往返或是弘扬佛义，就会在那立桥设渡，大大促进了桥梁的发展。由此可见，“筑桥”的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在越地融合、统一，人力、资金、信息、事件甚至传说故事在此汇聚，穿插于整个建设过程，因而诸多网络都围绕着桥交织在一起。
综上而言，桥梁的筑建和维护与官方意识形态、乡风民俗息息相关，甚至直接体现在现存桥名之上；在实现基础交通功能的同时，桥既受到当时政治力量、经济条件的制约，反过来又在维护社会利益、促进经济发展。这个视角之下，桥作为媒介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应放在城市空间与历史维度去考虑：千百年间绍兴石桥的初建、破损、重建与维护一系列过程，将不同时空的行动者联结在了一起，为我们提供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因此，只有了解围绕桥的诸多“遭遇”与城市相关历史，我们才能更好理解当下环境中桥所起到的媒介作用和所勾连的城市意义网络。
意义再构：人-桥-城三者的交融
绍兴桥梁的特殊性在于不是某一座桥或几座桥瞩目，而是数百座桥嵌入城市日常生活和空间，执行弥补空间裂缝的职能。正是因为桥的随处可见又跨越两处，它常被当作城市中具有承载意义又相对独立，能够容纳居民公共交往、意义往来的空间场所：桥附近的居民在此纳凉闲聊，进行瓜蔬鱼肉的晾晒，或是举行一系列生命仪式。
（一）桥与绍兴人的日常生活实践
人们关于桥梁的文化想象，是基于桥梁自身的实用功能与属性而成立的，其附加意义总是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桥俗，内涵在具体的仪式与俗信之中。
绍兴古桥民俗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过桥”仪式，分别发生在出生百日、婚嫁和死亡，具体表现为新生儿百日剃头之后由家中长辈抱着走过桥，旧时嫁女娶媳安排花轿过桥，以及家中老人过世后由女儿“喊桥”。但笔者作为绍兴本地人，30年所见相关仪式已经逐渐简化或者消逝，盖因现代交通系统的升级和交通工具的更新，不少河道被填埋成公路，很多桥梁被拆毁，剩下的无法通车的老桥有的成为历史街区的景观，有的仅作相邻居民日常交通往来之用。空间生产不仅会改变个人行为模式与心理认同，也改变人与人交往模式和交往范围。
桥有关的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等具象，在社会生产和多主体介入后自身产生流变，或发生关系更改或建构新的意义。如正月十五书圣故里历史街区（汇集探花桥、香桥、题扇桥、蕺坊桥、咸宁桥等）举办元宵灯会，有“桥头看灯”的说法，桥在此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或仅作为景观。“过桥”习俗的转变也是绍兴城市化进程中休闲、交往、思维等模式变化的反映。
（二）从诗句、传说到社媒打卡：桥的空间生产
桥之于江南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江南的桥是如何进行精神化的可见性生产，从而成为江南地区的共同意象；又是如何突破地域，成为江南的代名词之一，仍值得深入探讨，即桥在江南区域内外是如何被看见、被感知、被传播的。
以绍兴为例，历时性空间中桥作为绍兴古城不可分割的空间建筑和文化象征符号，通过其在城市空间的表征与实践，在历史的变迁中呈现了绍兴这座城市，而绍兴作为居于此地人的生存之所，又成为历史记忆流转的承载空间。桥是古代山水诗派的重要题材，绍兴桥梁在历朝历代浩瀚诗文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与桥有关的古诗较为重要的共有93首，分为三类：以桥为题的（22首）如唐代元稹《灵汜桥》、贺知章《春波桥》；题中含桥的（18首）如宋代陆游《过杜浦桥》；题中无桥，诗中写桥的（53首）如清代秋瑾《踏青记事》等。陆游的《沈园·其一》是写春波桥的名篇，那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引得无数游客前来探索凭吊。相较于物理空间的实体，春波桥更是一种文化空间上的存在，与名人、爱情勾连。但现实是因年久失修和城市建设需要，春波桥几经改建，已变成现代钢筋水泥桥，早已模糊了本来面目，它跨在沈园景区门口小河上，却经常被游客们忽略。于此，真正重要的是地名本身，而不是在那里的作为过去的遗留物还能找到的物体。出于当地居民的自豪和其他一些情感，春波桥、题扇桥、笔架桥、画马桥等一系列与名人有勾连的桥都或多或少流传着与这些名人相关的故事与传奇。桥在诗词、故事中升华，成为其中不可取代的主角或中介，将历史和城市联结，其抽象化、精神化的生产机制，使桥及其所在城市可以被公众所感知，从而获得他人更多的注意。
（三）作为城市符号系统的桥：游客、当地居民的归属感与情感认同
历史街区也是目前城市规划发展中较为重要的一块，同样离不开桥的存在。以本地、外地游客络绎不绝、频繁凭吊的书圣故里为例，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题扇桥，据传原是蕺山河上的保障桥，后为纪念王羲之帮桥边老婆婆卖扇题字而改名。题扇桥嵌入在蕺山南麓大片民居之中，所在区域“书圣故里”是绍兴历史风貌保存最好的历史文化街区，绍兴特色的石文化、水文化、桥文化、酒文化、名士文化、民俗文化在此汇聚。在小红书、大众点评、马蜂窝等社交媒体APP上，书圣故里、八字桥街区、迎恩门风情水街等这些以桥为视觉主题的区域都被列为绍兴必打卡点。新媒体的介入，又使得桥这个维持结构和进行功能转换的节点、标志物在虚拟空间凸显，以视觉形态被感知，并一定程度代表了绍兴甚至江南的意象。
桥作为历史残留物，成为流传的故事中的元素，由此成为新的文化记忆的关联点，在各种传说、故事、仪式中被解释，进而汇集和保证了自己意义的传承，促成文化认同的形成和维系。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的体验从审美开始，人们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的综合作用下被唤起关于事件或场景的生动情感与丰富记忆，不仅仅是本地居民，也包括外来人，在与桥有关的空间内获得“惊鸿一瞥的强烈愉悦”或是“身处美景的短暂快乐”——在时间推移中接触、加强，使得强烈的情感、持久的依恋缠绕在一起，形成对某座桥、对某一处城市空间的强烈情感——“恋地情结”由此产生。因而桥不仅是记忆的载体，也成为情感事件的符号，帮助人们建立了与城市之间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2期，原文约14000字，题目为《“联系和分离”：江南之桥与城市意义空间的形构》。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课题（145D072）“绍兴古桥之文化记忆及认同建构研究”、绍兴文理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022SK004>“‘乡愁’的再发明：绍兴古桥之文化记忆及认同建构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院级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谢洁琼，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讲师
王晴川，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