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传统年代，“爱”的场合非常广泛，《触龙说赵太后》中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这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而常州才子黄景仁在一首《赠陈秋士》中提到他与这位陈秋士“相爱俨伯仲”，这是说彼此之间如亲兄弟一样亲近，一句话就说明“爱”也可以用在友人与亲兄弟之间。墨子认为，父子、兄弟、君臣要相爱，以至提出“天下兼相爱”。甚至很多时候，人们“爱”的是一种事物，一种氛围，爱书，爱酒，爱美食，爱明月，爱东山晴后雪。

“爱”当然也体现在夫妇之间，而且这种爱与其他的爱有着显著区别。司马迁在《史记》中含蓄地说明了爱情的特殊性：“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而且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这种爱常常超过了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明末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认为夫妻过于恩爱是不合适的，他提出人的精神是有限的，“夫妇情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身上自然义短”。

在古代，现实中夫妻恩爱的现象很普遍，但是在公共场合中，人们是不习惯彰显爱情的。汉代的张敞因为给妻子画眉，官员们听说后对其进行弹劾，皇帝也对张敞的行为不认可，始终不对其重用。而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因为常常带着妻子在南京酒馆饮酒，南京人都笑话他。

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场合中的“我爱你”或者“我爱某某某”这样的表述显然不会发生在夫妻、情侣之间，即使在夫妻间的家书中也鲜有这样的表达。林觉民《与妻书》中出现的 “吾至爱汝”这样的表述堪称罕见，考虑到时代背景，这一表述可能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更早期的夏完淳、谭嗣同等人写给妻子的绝笔书中没有类似的表达。

但是，古人诗句中却频繁出现了“我爱某某某”这样的格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这里的“我爱某某某”与当代人习惯说的“我爱你”完全不相关。在这些诗句中，江苏诸多名人成为“爱”的对象，如靖江县令陈函辉曾写下“我爱徐霞客，拂衣竟裹粮”，袁枚也直抒胸臆：“我爱李晴江，鲁国一男子。”大诗人杜牧大笔一挥：“我爱朱处士，三吴当中央。”当然，最著名的则数李白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么，这种“我爱某某某”的表述是作者在强调自己与友人之间的友情吗？看上去好像是这样。但是还有诗人对从未见过的古人也表达了“爱”：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北上，经过徐州时写下《发彭城》，其中有“我爱陶渊明，甲子题新诗。白衣送酒来，把菊卧东篱”这几句；“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爱”的对象更古：“吾爱吴季子，丰骨何仙仙。” 吴季子就是春秋时的吴国季札，生活时代和袁中道隔了两千年 。

这些被“爱”的对象有的是作者的朋友，有的是古人，但他们都有明显的相似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孟浩然终生布衣。徐霞客不愿安于富足生活，热衷于地理考察；李晴江到滁州做知州，获知醉翁亭旁边有欧阳修亲手所植梅，连忙去跪拜……他们的行为举止风流潇洒，不同俗流，他们大约相当于庄子所说的“畸人”。别人对他们开门见山地表达“我爱你”实际是对他们人格的高度赞赏。从中也可见古人设定的“爱”的内涵其实比当下更丰富，更深刻。

黄浪

校对 李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