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一般人说起“掌故”，无非是“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但掌故大家瞿兑之对掌故学却这么认为：“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彻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而一个对掌故深有研究者，“则必须对于各时期之活动人物熟知其世袭渊源师友亲族的各族关係与其活动之事实经过，而又有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就是对于许多重複参错之琐屑资料具有综核之能力，存真去伪，由伪得真……”。因此能符合这个条件的掌故大家，可说是寥寥无几，而其中徐一士却可当之而无愧。
徐一士（1890—1971）谱名仁钰，字相甫。从事新闻事业后改名一士。原籍江苏宜兴，通籍河北宛平。徐家本是江苏宜兴大族，他们的伯父徐致靖、堂兄徐仁铸、徐仁录、徐仁镜，都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徐致靖是光绪二年（1867）进士，戊戌时他官拜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变法失败，慈禧最恨康、梁，但康、梁都是被徐致靖引到光绪身边的，因此慈禧对徐致靖的痛恶可以想见。徐致靖之所以能意外逃生，其外孙、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认为是由于李鸿章的援手，徐致靖才能被判绞监候。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八国联军入京，刑部大牢无人职守，请徐致靖回家。慈禧回京后，下诏赦免。徐致靖后归隐杭州姚园寺巷直至一九一八年病逝。
徐一士和其兄徐凌霄从孩提时起即接受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与熏陶，并亲身经历当时社会惊天动地的巨变和家庭遭受的巨大打击，促使他们决心利用自身的学识和文笔，积极投入关系国家命运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去。徐一士在一九一０年毕业于山东客籍高等学堂，一九一一年在北京前清学部复试，取得进士出身，任法部都事司七品小京官。辛亥后，在济南任上海《民权报》、《中华民报》担任特约通讯员，又担任北京《新中国报》通讯员及编辑，又曾任《京津时报》、《京报》编辑，先后在《晨报》、《国闻周报》等处任特约撰述。一直从事文史掌故的研究和考证。一九二四年起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后改实业部）矿政司任职，此期间还兼任平民大学新闻系、盐务专科学校、北京国学补修社、北京国学书院讲师、教授，一九二八年起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任编纂员，直至一九五五年退休。一九五八年经梅兰芳先生推荐，进入北京文史馆任馆员，直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病逝。
徐一士初与胞兄凌霄合署在《国闻周报》连续发表《凌霄一士随笔》，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七日起，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因日寇侵华影响而停止，连载八年有余，其中操笔者为徐一士。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被称为民国年间掌故笔记的压卷之作。与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被称为民国三大掌故名著。有趣的是他们三人彼此都熟悉，他们都出身晚清名门世家家学深厚，博涉新学，于前朝掌故及当时势态甚为熟悉。学者张继红就指出“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五十余万言，以清代为中心，而不专于清代，以转述掌故为主；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约三十万言，资料丰富，尤集中探析人物情态及风俗制度之变迁，时间则兼跨明清，其笔法以排类资料、文尾点睛为特征；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近一百二十万言，是民国年间篇幅仅次于《清稗类钞》的掌故巨著，其内容则集中理析清代，尤其是道咸以来至民初近百年的朝野掌故，尤矢志于此期著名人物、科举制度及官制流变，其笔法则重在排比资料，连类缕析，探微析幽，甚具史学眼光。事实上，瞿、黄二人或以诗文，或以史著闻名，并且均涉足政坛，命运各异；而徐一士则是终身致力于清末民初掌故。”他并指出《凌霄一士随笔》其内容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甄别、排比大量史料，叙述近世重要的历史人物。二是论述清代科举制度的演变，以及名人科考故事等。三是以大量史实为依据，梳理了近世官僚派系斗争之脉络。
金性尧曾在一九五０年到北京拜访过徐一士，他在文章中谈道：“徐先生治掌故有三大优势：健于记忆，善于综合，精于鉴别。从他引用的史料来看，除了少量的手札等外，大都是常见的书。他的每一篇谈掌故的文章，大部分是在做文抄公，自己着墨不多。看的人就需要耐性。然而凡所议论，却颇为精到通达，通达是指不偏激不迂腐；特别是对前人记载中的谬误而又有关典制的，他都能一一纠辨，这也是测量掌故学者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茶余酒后的谈助当然也不可废，究非掌故之堂奥。”又说：“纠误补阙之处，举不胜举。其随手写来，左邻右舍，莫逆于心，熟极而流的特长，正是徐氏掌故的力度所在，故而读来如饮醇醪。”
徐一士著作等身，然他对于出版却极为慎重，他曾自言：“余学识谫陋，拙于文辞，故写稿不敢放言高论，冀免舛谬。所自勉者，首在谨慎，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无过’不过‘求’而已矣，岂易言哉？”因此终其一生只出版过两部掌故著作分别是《一士类稿》和《一士谈荟》。那是在挚友掌故家瞿兑之、谢刚主（国桢）、周黎庵等人鼓励敦促下完成对。1983年5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将《一士类稿》和《一士谈荟》二书合并重排印行。此后二十余年内，海内外十余家出版社都曾翻印出版过。另有《一士类稿续编》是徐一士于三四十年代发表而尚未整理结集的文章，重新校阅选辑成册。
《一士类稿》以记清末掌故为主，共计27篇，所写人物多为文坛学界名宿。如王闿运、李慈铭、章太炎、陈三立、廖树蘅、张百熙等，又记有靖港之役、咸丰军事史料、庚辰午门案等，作者熟知清末掌故，所记故事，或为亲身见闻，或为转录孤本，或杂录各种记载而予以考证比较，对于研究近代历史颇有参考价值。
其中对于清代的科举制度更是熟稔，如谈到“搜遗”，乃是科举时代主考官在发榜前复阅落选的考卷，发现优异者临时补取，称之为“搜遗”。乡会试后考官例得搜遗，惟往往习于省事，仅阅同考官所荐之卷，余置不问。宣宗恐各省同考官屈抑人才，壬辰五年降谕云：“……各直省同考官，则年老举人居多，势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阅卷，即有近科进士，亦不免经手簿书钱穀，文理日就荒芜。各省督、抚照例考试帘官，仍恐视为具文。全恃主试搜阅落卷，庶可严去取而拔真才”。这一年，湖南左宗棠参加乡试，他的卷子本来已被同考官批以“欠通顺”三字，没有取中的希望了。幸好有道光帝上述一道谕旨，湖南乡试考官徐法绩（本来正考官有两位，另一位胡姓编修不幸在这关键时候挂了）“独披览五千馀卷，搜遗得六人”，这样，左宗棠才成了举人，于是他对徐法绩终身感激。
又殿试，“故事，读卷八人，依阁部官阶先后为位次，各就其所读卷分定甲乙。待标识即定，乃由首席大臣取前列十卷进呈御览，然诸大臣手中各有第一，初不相谋，仍依宪纲之次序为甲第之高下。”这就是说，能不能成为三甲，和进士们自己的运气也很有关系，若不幸和强人在一起，同处一个阅卷官之下，那成为三甲的难度大了很多。而且要首席阅卷大臣中的那位第一成为状元的可能性才更大些。当然，最终的决定权在皇帝那里，因为名字喜气或长得帅的人被擢拔成状元的也很多，反之丢掉状元的也不少。还有因为地域平衡的需要也有可能改变状元的归属。如赵翼就因为江浙状元太多而被乾隆把状元给了陕西的王杰（在王杰之前陕西在清代一个状元也没出过）。
又柯劭忞以著《新元史》而闻名于世，而其人则大有趣，被称为“书淫”。话说某年柯氏入京会试，同行者为母舅李吉侯丰伦，二人试毕回豫，不幸遭遇大雨，舅氏罹难，柯氏殆有天助而脱险归。“叩见其父后，见案头有某书一部，亟取而阅览，于遭险之事，一语不遑提及也。其父检点其行装等，睹水渍之痕，询之，而柯氏方聚精会神以阅书，其味醰醰然，未暇以对。其父旋于其携回之书箱中，见有《萝月山房诗集》一册，李吉侯所作也，因问及李氏，柯对曰：死矣。而仍手不释卷，神不他属。父怒，夺其书而掷诸地，诃之曰：尔舅身故，是何等事！乃竟不一言，非呆子之呆，一至于此耶！”读之真令人喷饭，书呆子之呆一至于此耶，未免太不尽人情矣！
《一士类稿续编》中徐一士写有读《崇德老人纪念册》的长文，崇德老人为湘乡曾文正（国藩）之季女，名纪芬，曾国藩一生带过数十万兵、用过数百名将领、推荐过十数位督抚封疆大吏，并以“识人之明”见称。但在择婿方面却屡屡看走眼！因此他生前自叹“坦运”不佳（“坦运”一词，乃左宗棠所创，谓曾国藩对诸婿皆不甚许可）。也因此曾国藩对小女儿曾纪芬的婚事十分慎重，直到十八岁时才许配给了聂尔康之子聂缉槼（仲芳）。《崇德老人纪念册》附有《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自一岁至八十岁止，八十以后事，由其壻瞿宣颖（兑之）撮要附述于谱后。其中所叙，可藉以考见曾、聂两家之事，而有关乎政治及社会之史料至伙，皆足征信，实治近代史者所不可不读之书。
徐一士在读《崇德老人纪念册》提到“曾左夙交，后虽相失，旧谊仍在。”其实在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是非常照顾曾国藩的后人的，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病逝南京，左宗棠得知消息后非常悲痛。在写给儿子孝威的信就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并輓之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盖纪实也。”
而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曾纪芬又记录光绪八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约她见面的情形。原来十年前，担任两江总督之任的正是曾国藩，那时候曾纪芬尚待字闺中，随父母一同住在这座府邸里。曾纪芬说：“别此地正十年，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故其后文襄虽屡次询及，余终不愿往”。左宗棠知悉其意后，特意打开总督府的正门，派人把曾纪芬请进去。曾纪芬在其《自订年谱》中云：“肩舆直至三堂，下舆相见礼毕，文襄谓余曰：‘文正是壬申生耶？’余曰：‘辛未也。’文襄曰：‘然则长吾一岁，宜以叔父视吾矣。’因令余周视署中，重寻十年前卧起之室，余敬诺之。”左宗棠与曾纪芬这段对话，非常精妙。曾国藩长左宗棠一岁，左宗棠固久知之，此处显然是故意说错曾国藩的生年，然后借机搭话，向曾纪芬表达关照的意愿，做得自然而然、不露痕迹。左宗棠因文正而厚其女及婿，谈吐之间，亦见老辈风韵，佳话可传。然后左宗棠很暖心地陪着曾纪芬找到了当年她曾经住过的起居之室。可以想像当时曾纪芬的内心，会是何等的温暖。都说官场人情淡薄，而左宗棠却在曾国藩故去多年之后，把他心底最温情的父辈之情给了曾纪芬。后来曾国荃到南京时，曾纪芬还回忆道：“嗣后忠襄公（按：曾国荃）至宁，文襄语及之曰：‘满小姐已认吾家为其外家矣。’湘俗谓小者曰满，故以称余也。”——也就是说，左宗棠认为自己家就是曾国藩小女曾纪芬的娘家了。
徐一士之著作丰富，《一士类稿》、《一士类稿续编》和《一士谈荟》只不过是较为世人所熟知者，他的著作“除广集翔实资料，详加剖析，去伪存真之外，对臧否人物极为慎重，坚持客观严正公平态度，决不妄立一家之言，妄加褒贬。”同为著名掌故学家瞿兑之作了高度的评价：“他不是普通人所想像的那样掌故家，就其治掌故学的能力而论，的确可以突破前人而裨益后人的地方不少。第一他富于综合研究的能力；第二他能博收材料，凡有所见，均能利用；第三他有极忠实的天性，读书作文不肯一字放过，不肯有一字不妥；第四他有绝强的记忆力；第五他有侦探的眼光，每于人所不经意的地方，一见即能执其间隙。有了这些特长，所以他的成就可以说是掌故家从未到过的境界，也可以说，自有徐君，而后掌故学可以成为一种专门有系统的学术，可以期待今后的发展。”洵为知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