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秩序面临变革、大国关系更为复杂，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机遇与挑战。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引发了新一轮国际传播舆论竞赛，如何与世界平等对话、打造与中国发展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传播格局，成为国际传播中的重要议题。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爽，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昆在《传媒观察》第12期刊文，分析认为抗疫传播、摩擦传播、健康传播（公共卫生传播）、扶贫传播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议题，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紧随时情、议题多元的特点。围绕上述议题，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聚焦于视听媒介的国际传播、社交媒体平台的国际传播、文化媒介的国际传播，不断深化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建构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一、国际舆论新形势催生国际传播新议题
（一）抗疫议题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是首要问题。章彦认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是特殊时期我们向海内外进行自我呈现、陈述事实、消除误解的重要内容和传播手段。潘登、胡正荣提出了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三重内涵：第一，把疫情报道和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结合起来，以“四个自信”讲好中国的抗疫故事；第二，把中国经验与全球面临的疫情挑战结合起来；第三，把疫情的挑战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
舆情研究是抗疫议题的热点问题。殷俊、李玉洁等学者提出要重视互联网对疫情舆情演变的影响，认为各类虚假信息、恐慌情绪等交织的“信息疫情”，体现了新技术背景下国际信息传播的无序和传统国际舆论引导范式的局限。我们需要有效抑制“信息疫情”，形成及时有效应对的反应机制，以及扬长避短的对冲机制，建立新的信息传播秩序。
（二）中美摩擦背景下的国际传播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美国遏华国际传播策略，即把渲染“中国原罪”作为叙事主调；全面遏制、全面对立的传播修辞策略；主体固定、政府主导、外围带动的舆论炒作路线。在应对的策略方法方面，有学者提出，美国对中国在话语层面采用“冷战”式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中国媒体要在议程设置上着力强调中国解决现实问题的行动力与价值取向，在自身建设中有规划地提升应对能力，在理论创新层面解构西方自身危机。
有学者分析了中国特色外交传播体系的特点：形成了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复调传播”格局；传播内容紧紧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故事化、定制化生产；传播媒体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开始向全球互联的平台型媒体转型；传播对象在“全球观”与“分众观”双重标准下实现了精准区划。
有学者提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要重新回归“倾听优先”的原则制定战略，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公共外交新模式，积极调动公共外交的国内参与，推动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的结构性变革。
（三）向世界讲好中国扶贫故事
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议题。栾轶玫提出，围绕脱贫攻坚叙事建构中国国家叙事体系，有利于开启新时代对外传播新局面。在策略方法方面，李宇强调脱贫攻坚故事国际传播要注重框架建构和叙事策略，在强化互通性、共同性和实用性的同时，有效回应国际关切，着力提升影响力和传播力。
在媒介研究方面，高晓虹、姬德强、温庆、罗青等认为，主流媒体肩负着报道脱贫攻坚成果、讲好扶贫脱贫故事、传播中国减贫经验的重要任务。史安斌发现，中国扶贫故事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并没有获得公正的报道，而是与“人权”议题一起呈现出“断裂的框架”的特征。《纽约时报》为中国扶贫建构的语境广泛，但总体较为消极，为中国扶贫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以及中国扶贫经验作为全球减贫治理“中国方案”的提出，设置了不小的障碍。王洪波、张毓强就西方媒体的质疑，针对其主要质疑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质疑、中国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回应这些质疑、如何优化针对这一问题的国际传播话语及其实践展开了讨论。
二、以媒介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研究全面发力
任玥、李智研究了对外新闻传播的跨语言书写，基于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提出的“新闻图示”概念，发展出“新闻话语图示”概念，并阐发其所蕴含的双重书写维度，提出改进和完善涉外新闻文本书写的建议。黄晓勇、薛翔认为新闻摄影作品在国家形象呈现及其视觉修辞实践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视听媒介仍然是研究的集中点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视听媒介方面的研究集中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领域。王魏认为，影视剧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向观众传达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在国际传播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影视剧对外传播的“和合”思想、中国影视国际传播力提升的创新理念、大运河题材影视作品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国际传播视阈下抗战电影的叙事维度、中国电影的域外叙事与国家形象塑造、中国首部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在国际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等。
张梓轩、邵鹏、吴志远和张同道等学者关注到纪录片的国际合拍是一种融合自塑与他塑的国家形象塑造方式、纪录片“他塑”中国形象的共情叙事与共情传播、外籍在华人士拍摄纪录片的外宣合作与共情传播策略。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上取得一些成绩，但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国际品牌，有学者认为，需要从纪实理念、叙事语态等方面进行调整。
（二）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新的重要研究领域
有学者分析了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公众传播主体、特征及其影响，网民群体的心态特征，并提出进一步利用互联网平台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的建议。在具体实践方面，邵云、汤景泰、师文等分别以脸书推特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特点更好地达到提升城市国际形象的目的，或利用推特平台的传播数据对中国主场外交的国际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关注到社交机器人操纵推特上的中国议题，认为社交机器人的存在可增加人类用户对于特定信息的接触，改变既有的信息交互结构。
社交媒体平台上短视频的国际传播成为研究的热点，视频博客正在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方式。李子柒短视频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是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现象级热点人物，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张毓强、李习文、刘朝霞、潘皓、张红芸、田玉霞等集中发力，探讨“李子柒短视频现象”。在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中，新媒体跨文化传播是实现文化间沟通、民心相通的重要路径，提出李子柒短视频在YouTube平台走红增加了现代中国进入西方视野、重塑西方中国认知的机会，发现李子柒短视频满足了外国观众对于中国“田园美人”、“田园美景”和“田园美食”的想象，使赛博囚徒困境中的现代人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
“李子柒短视频现象”给当代中国国际传播领域探究社交自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与路径带来有益启示，分析了中华文化在网络传播中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媒体对于减少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有积极效果，乘借新媒介技术平台全球化发展的东风，全面加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无疑是未来需要深入思考与重点把握的关键所在。
（三）文化媒介的研究受到较大关注
文化媒介是国际传播中媒介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如何增强中国国际传播力，有学者研究了信息质量、文化要素跨境流动、微传播时代的“碎微化”、科技提升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影响。有学者提出，在对外文化工作中，要把握好文化自信与文明交流的关系、协调好政府引领与民间往来的关系、掌握好主题阐释与方式创新的关系。吴献举关注到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认为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应坚持系统思维。
二是从亚文化视角探析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涉及儒家文化、地方文化、黄河文化、汉语文化、贵州茶文化、时尚文化、西游记故事等的跨文化传播，如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的成功传播对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学者考察了海外华人这一特定的桥接社群在西游记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要对媒介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发展以桥接社群的身份认同为基础的阐释框架。有学者提出，以茶为媒开展国际传播，有助于消弭各国各地区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思维隔阂，化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之困。
此外，数字平台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有学者认为，数字平台有着重构全球网络交往生态以及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潜力，但它也极易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众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霸权在数字时代的维护者，中国数字平台的全球发展应当学会规避风险、迎接挑战。还有学者思考了中国媒体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路径，提出要在全球新闻→全球记者→全球媒体→全球受众→全球本土→全球传播六大新核心要素循环往复形成的传播闭环推动下，改变固有的对外传播定式，创新国际传播的理论和方法。
三、以现实政治为基础的国际传播研究亮点纷呈
（一）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研究
学者们从他者视角、从西方视野眺望中国，研究西方历史语境与西方媒介生态下的中国国际传播问题。潘亚楠以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作品为例，探讨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创新叙事。王唯滢探索了中国重大主题新闻对外传播的受众影响机制。王润珏研究了16世纪英国国家记忆中的中国形象，认为16世纪的英国通过间接信息和自我想象勾勒中国形象，带有典型的国家理性和自我中心的特征，依然影响着今天英国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赵永华、郭美辰以印度主流媒体驯化的“一带一路”报道为参照，讨论了国际新闻驯化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协商作用。郭石磊、孙有中研究了南非媒体涉“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的在地化呈现与跨文化阐释，分析了西方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双重框架，认为其并不完全是基于“客观性”的新闻报道原则，而是与西方媒体持有的政治立场、新闻选择标准等直接相关，是西方国家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有学者比较了GoogleNews平台上中印两国雾霾议题呈现“区别对待”的建构框架，发现环境议题亦渗入西方冷战思维，成为“中国威胁论”持续延伸的又一维度。
（二）构建中国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视角，一是跨文化传播视角。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是权力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寻求正当化的过程，话语建构的动力来源于话语背后的权力，而话语则充当了这种权力结构正当化的手段。面对中国对外传播实践中的国际话语权建构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话语构建过程中要突出文化的融通、思维逻辑的沟通以及话语文本的转换。有学者提出从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三个维度建构“全球中国”话语体系。
二是从公共性视角出发寻找适宜的方向。有学者从全球治理角度探讨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认为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家在国际舆论影响力、国际议程设置权、国际制度制定权和解释权以及国际理念贡献力等方面的话语权建设。有学者探讨了突发事件国际舆论场中的中国话语权，提出要积极构建“自塑”话语体系，从优先阐释定义、摒除对抗意识、构建公共叙事和传播间性文化四个方面提升中国针对突发事件议题的话语权力。有学者发现，跨国危机中的舆论呈现出“复调”传播的特征，中国、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呈现出“互文”为特征的话语冲突。
（三）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学者们还呼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贡献中国智慧。有学者认为，外部世界正在重新审视中华文化，这客观上要求包括理论研究者在内的中国对外传播主体进行创新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体系。这一观点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还有学者提出，20世纪后半叶从西方引入的传播学和发展传播理论框架在被用于中国的国际传播抱负过程中已捉襟见肘。一直以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主要聚焦在实践方面，理论建构方面的进展和成果并不显著。在国际传播新生态环境下，如何打破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是中国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国际传播的具体战略与对策研究方面，有学者探讨互联网与对外传播观念的革新，认为我国对外传播还需要进一步调适媒介与赋权、主体与参与、方法与实践之间的观念张力，正视国家之于对外传播关系的流动性角色。刘滢提出，5G时代我国国际传播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应紧紧围绕塑造丰满的“全球中国”形象和建构平等的全球传播秩序。陆小华指出，数据话语权是国际传播的战略博弈工具和战略竞争焦点。段鹏认为，我国开展下一阶段的国际传播实践应从布局智能全媒体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加强跨领域国际传播协同创新研究、健全话语体系打造立体化国家形象和探索协同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路径等四个方面着力的策略建议。
除上述明显集中的议题之外，还有国际传播的地方实践经验、民间力量参与国际传播、国际传播的区域性平台建构、国内外媒体的国际传播策略、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思想政策与实践、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在华留学生的国际传播效果等议题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载《传媒观察》2021年12月号，原标题为：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议题拓展与话语建构。原文约7000字，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19ZDA3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爽，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