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有点糟糕，而父亲对我要求特别严，并且火眼金睛，每次我把七十多分的那个“7”描成“9”，都会被一眼识破，打在身上的鞋底就又多了几下。因此每到领成绩单的期末，我都会邀请弟弟和我一起离家出走，因为他的成绩比我更糟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走，都只有我一个人。

第一次出走前路迷茫，我不敢走远，往与家相反的方向走了几十米，就回过头来，磨磨蹭蹭地钻进了家门前的棉花地里。白色和红色的花朵、小小的青色花铃，与一个委屈害怕的身影轻轻摩擦碰撞。棉花株比我稍矮一些，我就蹲下来，透过叶影看见自家和邻居家的屋顶上冒起了炊烟，还听见爸爸那辆大自行车链条卡嚓卡嚓的声音。他是出去找我了吧，我心里解恨地想：谁让你要打我！

到晌午时分，我枕着书包，在棉花地里睡着了，蚂蚁顺着我的手背爬上爬下，睡梦里听见奶奶拖长了声调在喊我的小名，那声音一点点近了，她是蹲在地上，一垄一垄地拨开棉花叶子在找我。

第二年的出走，是因为分数更不能看了，而且因为在学校打架，评语也写得不好看。那时，外婆在上海动手术，妈妈去伺候了，挨打的时候也没个拦着的人，我权衡再三，狠狠心再次出走。

一出袁灶小学的门就往西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看到一个地名：金乐。我就从那里拐弯，向北，一路上看见稻田浩浩荡荡又整整齐齐地铺向天边，走走停停，直到傍晚的时候，田边的水渠开始放水，许多小蟛蜞慌慌张张地爬上来，有的都到了马路上，举着钳子吐着泡泡。我那时候已经恹恹的，心里嘀咕怎么还没有人来找我，看见蟛蜞，兴致缺缺地随手抓了两只装进书包，正直起腰来，却被一只大手拎住了，是小舅舅，他满头大汗，自行车倒在一旁。他以为抓我回去还要费一番周折，谁知道我看了看他的脸色，就乖乖地上了后座。那天，奶奶是继续在棉花地里找我，爸爸是向东一直骑到了二甲，我坐在家里写好了检讨，大口喝水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现在想起这次出走，我还在后悔，因为那时乡下人家还没有装电话，互相联系只有靠写信，舅舅找到了我也没法通知爸爸。最后，爸爸骑车归来，把车重重顿在地上的声音好像千军万马在布阵，然后，他脸色铁青地进屋，我非但没有逃脱原本就该挨的打，还被加了料。

那时候我是多么倔强啊，我的出走是逃跑，也是宣战和威胁。因为我知道，打我的人很爱我，我就要让他尝尝，把我丢了是什么滋味。

爸爸是语文老师，他打完了人还会讲道理，记得他说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抛给我一个经典命题：娜拉出走了以后怎么办？你出走了以后怎么办？那篇想象作文把我写哭了。出走的事情，还是等到长大了，有力气了，也挣到钱了再说吧。

但是我慢慢地明白了，人生其实就是在父母荫蔽下的那几年，你可以傲娇，可以矫情，可以出走。因为爸爸妈妈亲人们会把你找回来，但是别人不会。

现在爸爸离开了这个世界，棉花地早已消失，我无处藏身也不再出走了，因为，没有人会找我。

于是独自的出发换了一个名字，叫做远游。

几年前，有一个新年，我在富士山脚下小餐馆提供的筷子封套上，读到种田山头火的俳句，忽然又明白，“此次云游，寒蝉孤飞无尽头”是出走，“格子拉门新糊过，室中只我一人坐”，也是中年之后的另一次出走了。

作者：王春鸣

来源：扬子晚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