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过《没头脑与不高兴》，翻译过《安徒生童话全集》《彼得·潘》《小飞人》……他说“与儿童文学结缘是我一生的幸运”，他就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2022年5月19日，任溶溶迎来百岁生日。病床上的他，接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日祝福，还有小朋友们通过社交媒体发来的祝贺视频，很开心。
任溶溶一生笔耕不辍，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翻译奖、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奖项。百岁少年，笔耕一生。70年的儿童文学创作，80年的文学作品翻译，任溶溶把一生都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外国文艺》杂志的任溶溶
“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
2016年5月的一天早上，任溶溶昏昏沉沉起不了床，被迅速送到上海华山医院。随后，任溶溶就被医生要求时刻戴着吸氧面罩。任溶溶属猪，他写过一首诗《我属猪》。没想到，根据医嘱，他出院后也必须时刻戴着吸氧面罩，这下真像猪八戒了。即便带着氧气面罩，任溶溶也没闲着，他在病房里找到一张病号饭的菜单，在上面写东西：同病室的病友、昔日的朋友、有趣的往事、美味的佳肴……在三个月的住院期间，任溶溶不停地写。
随后的这几年，任溶溶便与吸氧面罩不可分离，但读者们仍然时不时可以从报刊读到他的小短文。这篇《父亲种的树》就是今年4月刊登在报刊上的作品：屋前天井本来是空空的，孩子们还在上面游玩，老友张朝杰拍过一张照片，他们在天井蹬三轮脚踏车，嘻嘻哈哈。父亲后来在这里种了一棵小树，如今小树长成了大树，鸟和蝴蝶在树丛间飞来飞去。我门前就有了一棵大树，是我父亲种的树。
作家、诗人赵丽宏说：“我每次都很仔细阅读……他对生活的爱、对文学的爱、对事业的爱，就是一种回报。我想他种下了爱的‘因’，回报的就是他到100岁还能写作的这样一个‘果’。祝他能够一直这样健康地活着，为孩子们创作更多的作品！”
儿童文学作家张弘回忆起去年11月初去看望任溶溶，当时他戴着吸氧面罩，“我真的很难过，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快乐的老人面前是不应该表现出伤心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看你总说你戴面罩很难看，现在我们都戴口罩了，我们跟你一样了，他听了这个话也觉得很好玩，他马上就笑了。”
1987年，任溶溶和小朋友在一起
任溶溶说，“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了老年又变得和孩子一样。我可不赞成‘返老还童’这种说法，因为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
任溶溶原名任根鎏，又名任以奇，1923年出生于上海虹口闵行路东新康里一处沿街的两层楼上。1927年随父母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老宅。在广东一待就是10年，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在岭南度过，直到1938年重新回到上海。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我家倒真有个任溶溶，那是我女儿。”说起自己的笔名，任溶溶笑着说这是他跟女儿借来的。1947年，他的大女儿出生，他为她取名“任溶溶”。喜得爱女，任溶溶满心欢喜，他也特别喜欢“任溶溶”这个名字。1948年，他翻译出版《列麦斯叔叔的故事》时，就署上“任溶溶”这个名字。自那以后，“任溶溶”这个名字就与童话有了不解之缘。
任老旧照，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任溶溶曾说：“与儿童文学结缘是我一生的幸运。”
任溶溶的创作始于翻译。20世纪40年代，任溶溶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由他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苏联文学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家丁玲读了他翻译的苏联作家施瓦尔茨的《一年级小学生》，撰文称赞是“一本极有趣味的书”，觉得“整个都被吸引住了，沉醉在里面了”。
去年4月，20卷、总字数近千万的《任溶溶译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收录任溶溶翻译的全球近40位知名作家的80余部作品，是任溶溶译著迄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集和出版。对于硕果累累的译作，任溶溶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翻译许多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只希望我国小朋友能读到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只希望我国小朋友能和世界小朋友一道得到快乐，享受好的艺术作品。很感谢大家赞成我的主意，来鼓励我。”
任溶溶喜欢和小朋友聊天，“我为什么搞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聊天、讲故事。”任溶溶告诉记者，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这样聊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任溶溶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经常去少年宫给小朋友们讲故事。“我本来讲的都是翻译过来的外国儿童故事，讲着讲着，我自己脑子里也开始形成了一些儿童故事”。1956年1月，《少年文艺》的编辑向任溶溶约稿。任溶溶来到南京西路的上海咖啡馆，要来一杯咖啡，铺开稿纸，奋笔疾书。他回忆道：“角色都从生活中来，自己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不高兴嘛，我的孩子有点倔脾气，叫他做什么，他就会说：‘不高兴！不高兴！’有一次，在少年宫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故事竟然突然自己就跑出来了。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后来出版社也听说了，他们就让我写下来，我在咖啡馆里半个钟头不到就写出来了。”
《没头脑和不高兴》1958年第一版封面
“没头脑”记什么都打折扣，糊里糊涂地造了三百层的少年宫，却把电梯给忘了；“不高兴”任自己性子来，上台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他不高兴了，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这两个角色，在小朋友中流传极广，让几代读者笑破了肚皮。1962年，还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美术片，成为亿万中国人美好的童年回忆。
永远爱美食，喜欢听戏曲
任溶溶出生在上海，5岁时随父母回广东，在广州生活了10年。对广州的美好记忆，任溶溶说自己特别怀旧，尤其怀念教会他品尝美食的四公，怀念爸爸妈妈回上海时留给他的留声机……
“广州的腊味饭、潮州菜、荔湾艇仔粥，上海的本帮菜、面馆、菜饭，还有北京的涮羊肉和全聚德，都是我笔下的美食”，任溶溶特别提到广东的腊味，那是他深刻于记忆中的风味，“我总记得广东的‘皇中皇、皇上皇、太上皇。每一家都是呱呱叫的腊味字号’；我也很爱吃‘妈妈做的腊味’，因为只有妈妈知道我不爱吃肥肉，所以会做‘精瘦的腊肠’”，任溶溶回忆起小时候和弟弟吃腊肠的情景，“他们总是‘一根腊肠对半分’”。橄榄也是任溶溶记忆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他向记者回忆，“乡下祖居门前有一棵很大的橄榄树。树上结出一串串橄榄，孩子们就兴高采烈，拿长竹竿把橄榄打下来吃，也送去给大人”。
说起小时候最特别的记忆，就是过年了，任溶溶说起他儿时在广东过年，有个不太一样的瓜子习俗——“红瓜子”，“小时候在广州过年时的全盒，当中一格就放瓜子，是红瓜子”，任溶溶便是负责全盒，要“一直让这一格红瓜子摆得满满的”，如果“有人来拜年，总是在这一格上拿几粒瓜子，放上个红包，是为‘有银’”。尽管不同地区过年时嗑瓜子习俗略有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嗑瓜子成为过年走亲访友、拜年问候、提升感情的“辅助神器”，开着电视当背景音、边嗑瓜子边聊天，这便是过年时平民化的情调与年味的缩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摄于上海译文出版社
除了美食，任溶溶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通过平板电脑收看粤剧，最爱的就是粤语情景剧《72家房客》，任溶溶小时候在广州，大部分时间就是住在西关，“我看这部戏特别亲切，还特意写了《广州几个标志性建筑》和《我和广东戏》两篇文章”。
到了晚上，任溶溶青睐央视戏曲频道的京剧节目，或听听古典乐。贝多芬《田园》《命运》《英雄》《合唱交响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舒伯特的《未完成》，柴可夫斯基的第四、第五、第六交响曲都是任溶溶的最爱。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任溶溶希望小朋友们都能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因为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我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孩子，一生快乐，拥有童心，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我拥有一个无比幸福的童年”。
快问快答>>
问：您还记得最初的文学启蒙是什么吗？
答：我自小爱读书，5岁进私塾，识了许多字，就开始看连环画，读旧式章回小说。我进小学一年级已经会用文言作文。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叶圣陶的《稻草人》《文心》，还有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宝岛》等。我初中就读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深受影响，以后很多事情都遵照鲁迅先生的教导去想。
问：您心目中的儿童作家是怎样的？
答：当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爱读你的作品，但是小孩子都要长大的，你骗他能骗几年？他要长大的。等到他长大后，还是觉得你的作品是有艺术价值的，思想是好的，能给他帮助的，这才好。我认为做儿童文学作家，一定要做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有时候我碰到五六十岁的人，说小时候读过我的作品，我是又高兴又惭愧。儿童文学最适合我。我很幸运，活在有儿童文学的年代。
问：您说“译者像个演员”，是什么意思？
答：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我是代替外国人用中国话讲他要讲的故事，YES就是YES，NO就是NO。我尽自己的力量，原作是怎样就翻译成怎样。
问：你是京剧迷，有喜欢的演员吗？
答：我喜欢看赵燕侠，觉得她的吐字与别人不同，声音悦耳，让我字字听得清楚，这对别的青衣是很难办到的。当年她在大舞台演出，我几乎场场看，还买票请出版社从不看京戏的朋友看，让他们开开眼界。
文 |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黄彦文
视频剪辑 | 戴哲涵
配音 | 沈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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