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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自述:我的美院附中老师
来源:北京文艺网 2018-06-19 22: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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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1949年生于北京。

   196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199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油画学会副会长、江苏美术出版社编审、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西安美术学院美研所研究员、中国油画年展学术委员。原《画刊》杂志社社长、主编。

   油画作品入选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美展、中国油画年展等,曾获全国美展二等奖与优秀奖。策划和编辑《中国油画·1700-1985》大型画册,获江苏省首届文学艺术大奖。

   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日本名古屋、英国伦敦、中国南京、上海、常州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参加德国亥姆巴赫国际艺术节、斯里兰卡科伦坡艺术大学邀请展、韩国釜山国际艺术节。

   出版有《李建国作品》、《李建国作品精选》、《认识一座山》、《相知一座山》、《21世纪优秀艺术家作品辑》等画集。作品被中外多家美术机构和博物馆及私人收藏。

   2013年承接国家重点工程“中华文明五千年”大型历史画创作任务。

 

自小喜欢画画得益于我的母亲,她出嫁前住在天津,津门一位有名的女画家教她学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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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附中入学时的照片


自小喜欢画画得益于我的母亲,她出嫁前住在天津,津门一位有名的女画家教她学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解放后便一直在小学、中学里教美术。母亲很强势,对我很严厉,尽管她没有给我多少母爱,画画的基因却在我的身上起了作用。

      五岁时,我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了辆马车,哥哥不相信是我画的,表哥看到却大加赞赏。上小学了,我的课本的边边角角都画满了小人,几乎没留下一点点空白,班主任抓起我的课本,哗哗的抖动着,给全班同学看,作为不爱惜书本的典型。后来换了一个教语文的班主任,他认真的看了我的课本,没说什么,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默许。老师叫高健。

      初三那年,同学们紧张的复习功课准备升高中,班主任徐美芳老师拿来一张报纸,上面登有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招生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能考上吗?老师说,可以试试。她当年读过苏州工艺美校,后来改教几何学,退休后于2010年在苏州去世。

       中央美院附中在全国设了几个考点,华东地区是在济南,考场设在山东省艺术学校。现在是山东省艺术学院,对面能看到千佛山。

       我背了一个小书包,接过家里人给我买的一张火车硬座票,在那个傍晚登上了去济南的绿皮火车,第一次独自远行。当时的火车票很便宜,记得是一元七角钱,还有三元三角钱是我几天的伙食费和零用。

       我坐在靠窗口的位置,睡不着觉,外面夜色越来越浓,越往北,离家乡愈远,离考场愈近,心里越加茫然,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火车慢慢的晃荡,每站都停,四百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一夜,凌晨抵达济南火车站。

       考场人头攒动,考生来自四面八方。有许多艺术院校在此招生,有音乐、戏剧、电影、美术。报考中央美院附中的大概上千人。有些考生看上去年龄较大,不像是应届生,有的还带了女朋友,也有些漂亮的女孩子身边有男朋友助阵。总之衣冠楚楚者有,气派十足者有,许多考生言谈举止牛气烘烘,大有本次考试胜出者“非我莫属”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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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天光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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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教学楼

       外地考生集中在学校大礼堂里,每人一张长椅,晚上便在长椅上过夜。北方的初夏,夜里凉气袭人,我头枕着书包,双手紧紧抱在胸前,拢住那点热气不让它流失,拢住的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考素描,画静物;考创作,命题画。两天后,贴出了复试名单,尚存50人。考文化课,作文和数学。最后的科目是“面试”。六个人静悄悄的坐在空旷的走廊等待着一个个的被传唤,既兴奋又紧张。

        中央美院附中负责招生的是国画家王同仁老师,那时他还很年轻,很和善的对待每个学生。许多年以后,王同仁老师见到我还说:记得你当年的样子,瘦瘦的,穿着破裤子,很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说,我当时画的也不好,怎么您就选中了我呢?王老师说:我们录取的是有潜质的孩子,这样才能培养出好苗子。他的话使我明白了,“潜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和“衣冠楚楚”、“气派十足”没有关系。

        1965年的九月一日,美院附中开学了,我成为新一届的一年级新生。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1965年的九月意味着什么,因为再过一年,严格的说再过八个月,就爆发了史无前例,旷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届新生注定了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将同全国人民一道接受残酷的政治斗争洗礼,成为那个年代的“红色祭品”。后来的事实证明,中断了十余年后,美院附中才又重新招生。

         罗列一下当年美院附中的师资力量,那真是一副耀眼的群星图。孙滋溪先生画了“和毛主席在一起”,塑造了一群生动的农民形象,让人惊叹不已;卢沉先生的作品是“机车大夫”,在中国画界开创了一种新的图式;赵友萍老师的“百万农奴站起来”使用了象征手法,有浓烈的表现意味;王文斌老师的“夯歌”、高潮老师的“掀起农村建设新高潮”、杨红太老师的“捷报传来的时候”等等,都步入了国家级的收藏殿堂。还有罗尔纯、马常利、王德娟、高亚光等老师均有优秀作品传世。这些教师年富力强、创作力旺盛,同时在教学上都积累了丰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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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校长丁井文和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

       丁井文是美院附中的老校长,从建校开始,培养了一批批的学生,分布在天南海北。附中的教学楼是按照列宾美院附中的样式建造的,丁校长亲自到苏联拿回了全套的建筑图纸.高年级的同学介绍,丁校长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还是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家庭教师,经常去中南海教刘少奇的儿子画画。"文革"一爆发,丁校长命运可想而知,被迅速的打倒在地,踏上了千百只脚。

        我进附中读书时,丁校长在农村搞“四清”运动,所以一直没能见到这位据说十分爱护学生的老校长。第一次看到他,是他被从"四清"前线召回,刚进校门就被革命学生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在黄昏的暮色中弯腰接受批斗。

        有次,我看到丁校长同几位“牛鬼蛇神”一起,坐在附中教学楼前的水泥地上休息,旁边是他扫地用的扫把。老校长目光呆滞、面无表情,默默的抽着半截劣质的雪茄烟。我心生一种说不出的感慨,鼻子微微发酸。我想:对于老校长来说,这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人生。

     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来了一位新的文学老师,充满着青春气息,她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美术评论家的陶咏白先生。纯正、善良、富有同情心的陶老师很受学生们的爱戴。后来我做《江苏画刊》杂志的编辑,因工作原因,和陶老师接触频繁,几十年保持着一种既是老师和学生、又是长辈和后生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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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校庆同高潮老师

       高潮先生是我的班主任,画风朴实,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苏俄模式,有拉斐尔前派的意味。当时他住在北京站前的胡同里,那是美院的宿舍,我和三两同学会经常有意无意的“路过”,看望一下老师和师母,聊聊天、看看画,饭点到了有什么吃什么,有时是饺子,有时一碗炸酱面。有时运气好,几样美味小菜陪伴,同老师浅酌几杯。

       孙滋溪先生是附中的领导,“文革”开始了,作为学生我“义无反顾”的给他贴过大字报,称他为“走资派”,也曾在公开场合发言批判他的“走资派言行”。孙先生大度,我们见面他总是微笑着打招呼。有一年,我惴惴不安的到孙先生家拜访,他仍然热情的微笑,照例拿出他的新作品供我们欣赏。愿孙先生在天国快乐。

       美院附中操场的角落紧靠假山有两间平房,一内一外,那是李天祥和赵友萍夫妇的家。李先生学识渊博,是我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专家,时任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二画室的主任,对新中国刚刚起步的油画事业有很大的贡献。先生有个特点,就是十分关心政治,这是他当年在北平搞学生运动的一种历史延续。为此,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李先生总是被推到风口浪尖,遭受巨大冲击。“文革”中,附中的家被抄过两次,一次是“老兵”,一次是“造反派”,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双方都和他过不去呢?拨乱反正之后的某一年,我陪李、赵二位恩师在连云港写生,我说李先生,您为什么那么关注政治?难道您在这上面吃的苦头还少吗?他笑笑:恐怕是改不了啦。

        赵友萍老师被一度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可她在我心目中至始至终保持着既温和又严肃的“高大上”形象。“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人们对绘画讳莫如深,无人敢企及,待运动到了“疲惫”期,专业之风便悄然而起。天赐机遇,使我能与李、赵二位恩师近距离接触,聆听教诲,长达数年之久。赵老师强调造型基础的严格训练,达到苛刻的地步,不容许有半点的差错和马虎。常常是一边做着示范,一边将绘画的要义娓娓道来。正是这难得的机遇,打造了我的绘画基础,对艺术的真谛也有了初步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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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和赵友萍老师在天安门留影

       就在不久前,我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人体写生的图片,群里朋友们纷纷点赞,正在此时,赵友萍老师出现在微信群里,毫不客气的指出画面的毛病,使我大为震惊,既惶恐、又感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莘莘学子现在已近古稀之年,我也自谓在艺术上小有所成,常常自信满满,遭此当头棒喝,正是及时敲响了警钟。这份无间的师生情谊,真可谓源远流长。

        赵友萍、陶咏白、高亚光诸老师既是严格的师长,又是温和的长辈。作为学生也从内心对他们充满了信赖和尊重,诸如成长中的烦恼,对世事的迷茫,甚至日后的恋爱和婚姻,也会适时的向她们倾诉。这份真挚的师生情谊,伴随着我的终生。

        美院附中的老师们,祝你们安好。

        来源:北京文艺网   编辑:朱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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