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如金·原创】70多年前，那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2019-10-11 20:48

70多年前的华东大地上，国共之间除了军事大战惊心动魄，同时还有另一场“货币之间的生死较量”。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史馆里，记载了上世纪40年代，江苏区域“江淮银行、抗币和华中银行、华中币”的红色金融沿革史。当年，它们以符合商品货币经济运行的方式，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马燕李冲沈春宁

新四军办银行

从资本金到货币投放，始终以信用为本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赴苏北重建军部，面临着军费来源困难的问题。自主办银行成了迫切要求。那时，苏北还受到货币信用严重缺乏的困扰，百姓不敢持币，经济处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状态。新四军银行如何建立起信用？

办法是这样的：银行把军部所持的金条银圆等军费当作资本金，解决挂牌创业资金来源，并作为所发抗币（华中币前身）的储备基金，军部金库同时也是江淮银行（华中银行前身，1941年创建）金库。当金银储备不足时，拿粮油盐布等实物充作发钞储备金。

江淮银行首任董事长朱毅后来还规定：足值储备不得低于80%，仅允许20%的信用发行。

在盐城抗大五分校第一期女生队中学习的臧文等学员，被抽调进行财会培训，是新四军银行首批行员，见证了华中银行靠信用成长的历史。她记得，银行从起步之初就尊重资本金的充实足值，尊重办银行、发钞票离不开市场资信，到后来的根据部队移驻变化调控物价、维护币值——每当新四军驻军增多，就多调物资投放市场；部队北撤时，抛出库存物质，多回收流通中的华中币，不让敌我拉锯状态下的百姓因持币“吃亏”。

抗币、华中币逐渐被百姓信任，成为苏皖地区硬通货。加上华中银行扶持民众经济，根据地财经实力增长很快，成了支持新四军、华中野战军队发展壮大的强大经济后盾。

后来，人心向背不光体现在军事战场上，也反映在持币选择上。新四军财经老战士黄如之、臧文记得，“战后遣散俘虏、发放路费，回乡的国民党士兵除了银元，也是宁要华中币而不要法币。”

华中银行办出商品货币经济特色

与一批懂经济的人才分不开

邓克生和臧文夫妇合影。邓克生家人供图

臧文每当回忆起老领导总用“经济人才济济，个个叫人佩服”来称赞。

朱毅，1928年留学日本归国参加抗战，被陈毅特聘为新四军财经部长兼银行董事长来组建与发展江淮银行。行长陈国栋、副行长范醒之及臧文的入党介绍人宋季文（时任新四军一师供给部长），都是由财经银行专家章乃器所办财经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徐雪寒、忻元锡等副行长、行长，在华中银行也已显露经济才干。陈国栋被誉为“粮食活字典”。徐雪寒曾奉上级指示携万两黄金秘潜沪、港等地开拓了金融、商贸战线。还有副行长李人俊、骆耕漠、龚意农、陈穆，与云集这里的顾准、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等一大批经济精英，均是财经理论专家、商品业务行家，构成了华中根据地特有的商品经济人才集群。

众多人才中有一位“通俗经济学家”邓克生，被誉为江苏经济学界“受尊敬和怀念的前辈与典范”。今年92岁的原江苏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沈立人曾撰《邓克生传略》介绍，邓克生1911年出生于长沙，父亲是纸商。他原本可以坐享家富，却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以家财资助湖南省委地下党，还按党指示以置父母墓地之名购田庄作地下党联络点。他1938年加入共产党，出任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总经理，并开办《经济学讲座》专栏，从日常经济现象入手，介绍马克思经济学原理。所写《新经济学讲话》、《经济学常识》等大众化读物，启蒙经济学知识，“教育了很多读者，不少人受启蒙而投奔革命。”

沈立人介绍，邓克生完全自觉地奉献于革命。“冬季一套旧棉袄，夏天一身夏布衫，一个背包，几本书籍，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唯一的奢侈品是一支金星牌钢笔。”正是这支笔、这几本书，表现出邓克生学以致用。1941年后，邓克生由党安排到新四军从事财经工作，先后担任华中银行分行行长、总行副行长、行长，他在讲解商品货币知识的同时，用这些经济理论积极为华中根据地创造财富。

提出“标、折、比”

类似于今天的“外汇牌价”

黄老近照。杨泽华摄

臧文回忆，华中根据地有着区域特殊性。一方面，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繁荣、商品货币程度最高之地，即使军事对峙也阻挡不了民间商业来往和社会商品经济成长；另一方面，新四军解决自身财源也离不开商贸。不同货币间如何结算？华中币与域外币如何确立比价？这包含着经济学问和商贸技能。

在华中银行岗位上，邓克生理解、熟悉商品货币的专长得以发挥，他帮助朱毅、陈国栋等制定出台了“标、折、比”——类似今天银行“外汇牌价”，及时、灵活调整华中币和国统区法币间的汇率比价。

一开始，华中币紧盯国统区法币来培育市场信用，流通信用确立后，币值巩固了、实力增强了，再不断调整。比值兑价从1：1到1：5，1：10，再逐步向1：20、30、50升进。直到1945年10月宣布华中币放弃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由市场自然比价定价。国共和谈破裂后，华中币视法币为对手币，货币战进入白热化。

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离休干部黄如之，现已年过九旬。他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开始从事财经工作的，当时任华中银行黄桥办事处主任。他回忆：“每个县支行或办事处都有调研员，他们通过商人，或者听收音机，每天了解上海、无锡的物价情况，再上报分析。”综合了各处调研员汇报的信息，邓克生等行领导再商议确立两种货币的折算比率，挂牌向市场公布。“标、折、比”掌握好了，汇率精算到位，对引导好市场交易、商人换汇和征粮征税，进而对支撑根据地的经济和军队后勤保障大局起到大作用。

“标、折、比”机制适应了市场变化，确保了华中银行、华中币的稳固发展。而经济后勤有一批懂得商品货币的人在抓，前方也就有了打大仗、打赢大仗的经济底气。

建立地下通汇线

华中银行的又一特色金融

回忆中，黄如之专门讲了一段特色金融史——“通汇线”：华中银行与国统区的汇票业务。用华中币购买上海、无锡等敌占城市的期票，“交进口商人去购回医药、被服、汽油等军需用品。一方面给进口商人以厚利，一方面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不少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帮我军购进大批军需物质，对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

臧文老人的回忆文章中，也记载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946年，邓克生奉华中财委意见，与陈国栋、徐雪寒商议，建立了由高邮经扬州、镇江到上海，由淮阴到南京、上海的两条地下通汇线，解决大宗外汇的供求与支付、结转需要，打破封锁，也保障了国统区地下党包括国共和谈期间党在南京、上海办事处的活动经费。

1946年春，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右）与许振东（左）、许介眉（中）兄弟，在研究建立地下通汇线时合影。图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史馆

这一重要金融阵地，由谁在上海出面？邓克生想到了相识、相知于桂林救亡爱国活动，当时活跃于沪的金融人士许振东。党出资50%、社会招股10%，许振东出资40%并任法人代表，副经理、襄理是地下党员，会计就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朱枫，筹建了鼎元钱庄。因市场资信良好，连国民党高官都将自己的私房钱入股、存放。鼎元钱庄，既是共产党在沪资金的“中转加油站”，也是情报“收集站”，还是人员秘密往来的“交通站”。

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后，汇兑业务停止，为防国统区货币贬值，许振东把钱庄结余资金全部购换成黄金。到1948年年底，鼎元钱庄向党组织上缴的黄金是900两，党投资的本金全部收回。臧文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党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鼎元注入20%的股东；夏衍和张尔华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鼎元投过去的资金是260两黄金。鼎元后又将盈余的100两黄金上缴上海地下党，还曾采购军用的胶鞋和搪瓷碗，解决了我军作战部队的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