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拍摄的孙明经传记影片片断。
近日，《即知即觉——中国影像教育拓荒者孙明经作品文献展》在南京大学展出。在这次展览中，我们能看到民国影像大师孙明经先生拍摄的照片 600余张、电影作品30余段。南大也正在建设孙明经纪念馆。
现在知道孙明经的已经不多了。其实他是民国教育界的一位大师，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南京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师、孙明经纪录片工作室副主任李晓峰多方奔走努力，最终让孙明经“回归”南京，让南京人再见到百年前的南京影像。本期“史说”邀请到李晓峰，请他讲解孙明经先生与南京的故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一家人都与影像有缘
记者：李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起想要研究孙明经先生的？
李晓峰：2011 年，我的博士生导师去参加孙明经 100 周年诞辰研讨会，带回来一大本论文，他说，晓峰，你看看这些资料。我一看就震惊了，这些内容我以前都没有看到过，南大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人。我在南大是教影像的，必须去了解南大影像教育的历史。然后我花了大半年时间查找孙明经拍摄的老电影和相关文献，又多次拜访他的后人。
2012年是南大校庆110周年，我计划做系列校庆献礼片《南京大学@1936》，想把1936年南京大学那批大师如吴有训、赛珍珠、徐悲鸿等都拍一遍。后来发现时间太紧，只能拍了孙明经。
孙先生是在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但他一度被遗忘了。
就我了解，他喜欢摄影是受了家庭的影响。他的父亲孙熹圣母亲隋心慈都毕业于登州文汇馆大学部（齐鲁大学前身）。这所学校刚开办的时候，为了吸引生源，学校准备了三样东西：望远镜、显微镜、照相机。孙熹圣在登州文汇馆还协助洋教习开箱安装并尝试操作电影放映机。
孙熹圣后来到南京任教，开始在教室和校园中放映影片，是中国“校园电影”的早期推动者。孙熹圣和隋心慈都是很开明的人。两人结婚后，隋心慈自拍了一张合影照。那是1901年1月1日新世纪开始之日，她用麻绳、线轴、黑平绒布和铜铃等工具做了一个机关，摆好姿势后，一拉线，就自动拍好了。留下了中国早期罕见的自拍照，它在2005年入选“20 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在这样的家庭中，可以说孙明经自小就喜欢上了“高科技”。他立志要一辈子研究电影。1926年，孙熹圣带着他拜访时任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的陈裕光，请教报哪所大学才能学电影。当时，中国的高校还没有专门教授电影的专业，陈裕光告诉孙明经，要想学电影，就必须学习这几门科技。他让孙明经报考金陵大学化学系，之后再电机、再物理，读正科的同时，还要选修文学、戏剧、音乐等课程。最后，陈裕光对 15 岁的孙明经说：“中国没有大学电影专职教师的历史，自小弟大学毕业时为止。”他对孙明经期望值很大。
第二年，16岁的孙明经便考入了金大化学系，他在这里修满了化学系、电机系、物理系三系的学分，也确实选修了戏剧、外语、音乐、美术、天文等课程，这些知识在他后来的工作中都派上了用场。
记者：他果真成了中国大学电影专职教师第一人？
李晓峰：对。1934年，孙明经毕业，直接留校工作。1938年，他创建电化教育专修科，后改为影音部，这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电影专业。
在拜访孙明经后人的时候，他们和我讲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比如，孙熹圣在登州文汇馆，就和老师们一起讨论“cinema”的中文译法，他见证了这个单词从“电造活动影”到“电活影”，最终简化为“电影”的过程。而孙明经呢，随老师杨简初研制中国第一台电视原理样机时，也见证了杨简初教授将“television”翻译成“电视”并第一次应用在教学中的过程。
不光他们父子两代和照相、电影有关系，孙明经的夫人吕锦瑷对中国的照相术也有很大贡献。吕锦瑷在北平上学时，成绩特别好，对照相也特别感兴趣。
一次，一位洋老师借给她相机用，还给她一块银元买胶卷。当时全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提倡国货，吕锦瑷找了一天都没找到国产胶卷。一个洋老板告诉她，中国还生产不出来胶卷“，也许活着的时候也见不着国产胶卷”。吕锦瑷自此发誓一定要用国产胶卷拍摄她喜欢的长城。后来她被保送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
入校第二天，她就在床前贴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一定要亲手造出中国的感光胶片。1939年，她真的制出可以感光的散页底片，1940年制出可以装载相机上的底片，她还做出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批医用X光片。
雕刻时光
记者：就您的了解，孙明经先生拍摄了哪些有影响力的相片或电影？
李晓峰：孙明经先生有很多壮举。他有过4次“万里猎影”（即科考拍摄），在西康、云贵，都留下大量照片与影片。卢沟桥事变后，孙明经不得不被迫中止自己的考察。抗日救亡、唤醒民众成了知识分子的职责。面对90%的文盲同胞，如何唤醒他们？孙明经想到了摄影和电影。
他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教育电影摄制规划，在《锦绣中华》的总片名下，拍摄一系列反映全国各地现状的教育电影，并通过这些电影，唤起同胞的救亡情绪。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全部完成，但孙明经把之前拍摄的《首都风景》《连云海港》《青岛风光》《云冈石佛》《绥远移民》等影片剪辑成一部《还我河山》。他说：“目前该片所笼罩之区域，大半沦陷，国人睹景生情，当益增抗战情绪，而急欲打回老家去也。”这期间，他还拍摄了《防空》《防毒》等国防教育影片，教导百姓如何跑警报，如何戴面具，总之，教育百姓如何保护好自己。
1938年，孙明经赴四川自贡考察井盐，当时，日军占领沿海，封锁海道，导致国内海盐奇缺，孙明经的任务是要用影像告诉国民，即使海盐断路，中国内陆也还有大量井盐。这在当时起到了安抚民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拍摄影片期间，孙明经还套拍了许多照片。这些作品，无论从光线还是摄影角度，都是大师级的。
记者：这些照片不光有艺术性，它还保留了许多历史信息。
李晓峰：对。比如他航拍的鼓楼，在相片的左上角有一根旗杆。那是日本驻南京公使馆的旗杆。看到这张照片，老南大人最有感触。因为当年，抗战情绪波涛汹涌，南大学生见日本使馆内竖起一根钢架旗杆，与校内北大楼并高，悬上太阳旗。愤懑之下，南大师生慨然筹款，建钢管旗杆一座，高出敌旗之上，以“挫其锐，克其霸，示我中华之不可侮”。再比如《皮肤抗日操》。是 1937 年7 月 5 日，孙明经在绥远拍摄的。画面里是绥远中学教员夏季军训的场景，受训教员光着膀子，双拳紧握，肌肉紧绷，以顽强的意志抵抗毒辣的日头。那时，国民政府颁布《睦邻敦交令》，规定中国人不许在公开场合说写印唱“抗日”二字。民众们满腔悲愤却无从抒发，便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抗日”的决心。
当然，孙明经更多的作品还记录了1934 年到 1948 年中国的基本国情风貌，可以说，他将那个年代的某些片断留在了作品中。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已经遗失的记忆。
孙明经独立摄制纪录片、科教片有63 部，主持摄制了 47 部影片。他参与拍摄的《农人之春》是第一部在国际大赛中正式获奖的中国电影；他协助恩师魏学仁航拍世界第一部彩色日全食电影、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民国二十五年之日食》。蔡元培高度评价，认为这部电影是继中国科学家发现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得到的第二块“金牌”，连美国人都没有航拍过日全食……
孙明经是一个多面手。刚刚我们提到，他见证了“电视”这个名词的创立。在大多数国人还不清楚电视为何物时，他还两次将电视登在其主编的《影音》杂志封面；2000年后，有个研究中国计算机历史的人写了部书稿，关于计算机教育史，他从上世纪50年代写起。后来他去孙家看到孙明经先生40年代关于计算机的教案，重新修改了自己的书稿。
弟子中出了许多大师级人物
记者：孙明经一直在高校就职？
李晓峰：对。1949 年前，他一直在南京大学教书。他的前半生很大部分是在南京度过的。1949年南京解放，第二年春天，孙明经招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班、也是他在南京所教的最后一班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这一年，中央电影训练班在南京开办，孙明经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准备教材、上课等等，后来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刘国典，张艺谋在电影学院摄影系时的系主任韦璋等人都是这个班的学生。
1952 年，因院系调整，孙明经去了北京，此后一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直到退休。
孙明经晚年一只眼睛几近失明，但他仍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翻译了 200余万字国外电影电视最新进展的相关资料，装订成册，给电影学院的教师做参考。他在电影学院教的最后一班学生是 78 级摄影系，当时年近 70 岁的孙明经主动开设了新课《磁带电影》并编写讲义。1992 年，81 岁的孙明经在北京病逝。他小时有个梦想，就是做个一辈子研究电影的学者，他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