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战争题材小说，就不能不提《西线无战事》，不能不提它的作者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上海译文社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系列出版雷马克作品，而如今这位文学大师的佳作多数已绝版数年。2017年新出版了包括《西线无战事》《里斯本之夜》《应许之地》在内的雷马克作品系列第一辑，这三本小说分别代表了雷马克冷峻、柔情、深沉的不同侧面。今年3月，该系列第二辑的三部作品也将面世。包括“二战”题材的《爱与死的年代》，以1923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为背景的《黑色方尖碑》，以及在时间上接续《西线无战事》，以“一战”归来的年轻人为主人公的《伙伴进行曲》。 这三部创作于雷马克不同人生时期的作品共同刻画了动乱年代里德国年轻人的悲喜命运，浪漫与残酷交织，也延续了他一贯精彩流畅的叙事笔法，语言通俗亦不乏思想深度。在译本方面，《爱与死的年代》《伙伴进行曲》仍出自翻译名家朱雯先生之手，《黑色方尖碑》则采用了德语翻译家李清华先生的经典译本。

雷马克出生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的一个工人家庭。1916年11月，正在读大学的他应征入伍，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战后，雷马克做过多种工作，同时不断尝试写作，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歌、文章。1929年，他在做杂志编辑期间完成了小说《西线无战事》，作品先是在报纸上连载，反响热烈。成书出版后，仅第一年在德国国内就售出120万册，德语原书出版的同年3月，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六周之内销售了27.5万册。它甚至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也引起了轰动，在原书出版九个月后，林疑今译本《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就由施蛰存、戴望舒等人创办的水沫书店出版，林语堂为之作序，五个月内售出一万余册，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已是相当高的数字，一阵抢译、推介雷马克的热潮也随之而来。当然，这部作品在为雷马克赢得巨大声名的同时也为他招来攻击。纳粹党认为《西线》小说和电影是“对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人的背叛”，雷马克不得不离开柏林，甚至不得不离开德国开始流亡生涯。希特勒上台后，更是将他与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一起公开焚毁。1939年，雷马克辗转流亡美国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好莱坞，参与电影剧本创作。“二战”后，他回到瑞士定居，时常往返于瑞士和美国两地。1958年，他与美国电影明星波莱特·戈达德结婚，两人相伴直到雷马克1970年于瑞士逝世。

“迷惘的一代”的故事

战争与流亡构成了雷马克小说的两大主题，而在这两种主题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些过渡性的作品，刻画年轻人从战场归来后的迷茫与痛苦。写于1936年的《伙伴进行曲》（旧译《三个伙伴》）正是其中代表，它与《西线无战事》《归途》一同被视作雷马克的“一战三部曲”，从前线战场到1918年归来，再到此后和平却混乱的生活，战争在一代德国青年身上留下的伤害由战场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伙伴进行曲》是关于“迷惘的一代”的故事，温情而又感伤。罗伯特、奥托、伦茨三个性格迥异的战友在“一战”结束多年后辗转重逢，共同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比起刚归来时困顿流浪的生活，现在的日子实在好太多，他们追逐现实的享乐，但战争带来的价值失落感却始终是那一代人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王朔曾调侃说自己的小说《浮出海面》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不同时代下，青年人的迷茫总是相同又不同，在雷马克那里，迷惘、绝望和虚无并非空洞的概念，也不只是一种个人情绪，而是一代人的生命悲剧意识。他们在战场上努力活下来，也曾努力为爱和幸福奋斗，但时代却从未给过他们喘息的机会，一切友情与爱情很快又在急转直下的时局中烟消云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对《西线无战事》开篇所言的注解——“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这种青年的失落感也同样体现在他的《归途》与《黑色方尖碑》。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F.S.菲茨杰拉德将《伙伴进行曲》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好莱坞的银幕，电影突出了爱情悲剧的部分，也愈见美国“迷惘的一代”的风格。

战争之外的战争

雷马克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想用几句话告诉你我对战争的看法，但我不能。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战争都是毫无道理的，随你怎么想。那不是前线的战争，而是对女人和小孩的战争。”在《西线无战事》中我们看到前线战场、战地医院的残酷，也看到被时代裹挟的狂热和不能自主的命运。在《爱与死的年代》中，时间推移至1944年，但相同的故事似乎又一次重演，这一次雷马克的目光不仅投向苏德战场的前线，也投向了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德国后方，日常的生活、正常的情感在这里都被战争所剥夺。小说的主人公恩斯特•格雷贝尔是一名德国士兵，他所在的部队从法国到北非曾经战无不胜，但在1944年的苏联战场上却遭遇了寒冷与失败。尽管战事胶着，但格雷贝尔还是幸运地获得了三周假期，当他满心欢喜地辗转回到后方，所看到的却是和前线一样被炸毁的建筑、成堆的尸体。在找寻父母下落的过程中他重识童年时代的旧友伊丽莎白，两个孤独无依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场注定无望的爱情。回到前线后，格雷贝尔愈加痛恨纳粹蛊惑人心的残酷统治，愈加厌倦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战争，厌倦自己像野兽一样活着，麻木地杀人，麻木地被仇恨。他渴望着与伊莎贝尔重聚，但这场因战争得来的爱情最终也因战争幻灭。

鲍勃·迪伦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曾重述三本对其影响至深的书。在讲到《西线无战事》时，他说道：“这本书写的就是你迷失童年、在意义纷繁世界中丢失信仰、失去对人类的关注。你被噩梦所扰，无法逃离，被吸入死亡与疼痛的神秘漩涡。你在消亡中守卫着自己的存在。”这是保罗•博伊默尔的困境，也是恩斯特•格雷贝尔的困境。无论“一战”还是“二战”，都不仅仅是一场对敌人的战争，他还是对孩子的战争，对理性的战争，向每个参与者的内心发起的战争。根据《爱与死的年代》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58年上映，获得当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雷马克在影片中饰演格雷贝尔中学时代的历史和宗教学老师，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出演由自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这个角色的勇敢与软弱、反抗与隐忍、困顿与通达或许正是雷马克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历史之外的历史

雷马克的小说大都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他毫不留情地披露过去，记录下两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他的反战呼声从不是浮于表面的谴责，也不是故作深奥的说教，而是真切地描绘出战争与时代的非理性，甚至是以理性的方式去解读非理性。他笔下的种种历史细节，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更是从微观的层面上构筑起一种历史叙事之外更真实的历史。君特•格拉斯曾在《我的世纪》中将雷马克作为1914—1918年间的历史见证者，或许也正是看到了其对时代和人性的敏锐捕捉与坦诚表达。

雷马克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小说《黑色方尖碑》以1923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为背景，借助墓碑商人博德默尔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出小城韦尔登布吕克令人啼笑皆非的众生相，诙谐幽默中交织着沉郁悲凉。他通过工人、小商人、退伍军人、马戏团演员、神经病人等一系类人物形象揭示出被战争毁掉的一代年轻人最真实的生存状况。这部小说展现出雷马克一贯的高超叙事技巧，在他最擅长的对话描写中，也融入了许多对人生、战争的哲学性思考。

雷马克的人生就仿佛故事一般，他反复写下那些纠缠着他的往事，借助微观的个人记忆完成了一种宏观的历史书写。但若有的选，他其实更愿意这一切都从未发生过——1946年，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雷马克说：“如果可以，我想在自家五百年的老宅子里长大。隔壁人家住着一个女孩。曾经，我隔着篱笆听到她在玩耍，于是我站在椅子上，探出头跟她聊天。许多年后，我们邂逅。她觉得很失望，因为我不如站在椅子上那样高大。不过我们还是结婚了。好吧，我从未如此活过。”

雷马克常常被视作文学创作从传统向现代（后现代）转变的分水岭上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的传记作者称他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

文景未来也将陆续出版雷马克的另外三部作品：《生命的火花》，《邻人之爱》（又译《流亡曲》，以及《天堂里的影子》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蔡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