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史记 | 民国学界“翟天临”们的那些事
2019-02-15 15:09
 
最近演员翟天临涉嫌论文抄袭一事不停发酵。今天,教育部回应翟天临事件:绝不允许出现损害教育公平行为。

在中国近代史上,类似翟天临这样的学术问题其实不少,而且涉及不少大人物。就像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所写,主人公方鸿渐赴欧洲留学,最后从一个在美国的爱尔兰人那里购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就有了在国内混的本钱。这些事原来在现实中并不是“空穴来风”。

本期“史说”,邀请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听他谈一谈历史上学术不端的那些事儿。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张楠

“学术造假”和产品造假一样看待
 
最近,演员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不停发酵,他的博士在读期间论文,以及硕士毕业论文都被发现一定程度涉嫌抄袭,在北京电影学院调查小组得出结论之前,翟天临的学霸人设崩塌,已经对此致歉,并将退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相关工作。为何这么多网友关注此事,主要其中牵涉学术诚信和学术公平问题。
 
这并非是学术不端问题第一次遭到大众审视。自民国以来,科举被废,现代学术兴起,发展至今,“学术不端”问题屡屡出现。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老师赵霞认为,近代社会转型急需新式人才,学术不端和文凭造假屡见不鲜。对此,近代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共同治理。
 
古人认为,“学以为己,教以为人。”针对学术造假,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表示,“学习是为了自己,教学是为了别人。现代社会,学习和教学,在一些人眼里,变成了谋利的手段。学位、论文、项目、奖项、职称就成了等价交换的标的。伴随着这种利益,学术造假也就层出不穷。其实我们可以把学术造假和产品造假一样来看待。”
 
古代最牛造假,竟为剽窃杀人
 
穿越到古代,剽窃花样也层出不穷。在文人圈子里,窃取他人的作品,则被称为“文偷”。早在先秦时代,就为当时学者所不齿。“剽窃”一词,最早出现在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他认为《文子》一书“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
 
据史书记载,班固被视为“抄剽第一人”。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即称“班固盗窃父史”,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亦称:“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班固的《汉书》究竟剽窃了哪些内容?有观点认为,从汉高祖到汉武帝这段历史,主要剽窃了司马迁的《史记》,除《董仲书传》外,差不多都抄自《史记》,内容上没有实质的变化。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告诉记者,“《汉书》本身的创作目的就是接续《史记》,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就直接用的《史记》的史料。但定性的部分,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当时不像现在这么有著作权意识。”
 
为剽窃杀人的就更骇人听闻。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与沈佺期合称“沈宋”。与他有关的,就有一桩悬疑千年的文坛公案。他的外甥刘希夷,也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刘希夷苦思冥索,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佳句。宋之问知刘希夷未曾示人,便“恳求”刘希夷割爱送给他,想靠这两句诗传名千古。刘希夷碍于舅舅情面口头答应,后又反悔。宋之问“怒其之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为夺取两句诗的著作权,不惜残害自己亲外甥的性命,但也有学者质疑,闻一多就认为夺诗杀人之说多半出自虚构,纯属子虚乌有。
 
对抄袭、剽窃、盗版、假托等行为,古人也不是一直姑息。自唐代起,作者的创作权益受到重视。到宋代,版权意识和版权控制真正萌生,并得到强化。宋人出书时,封面后或封底上已开始印上“牌记”,印有作者、出版者名号等,声明“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国版权保护例证。明代开始悬赏捉拿盗版者。明代刻书业发达,书稿需求量大,侵权行为也越来越猖獗。冯梦龙《智囊》记载:《唐类函》发行前先办“讼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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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案“误伤”鲁迅
 
民国时期抄袭事件也是屡有发生,同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1919年1月,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十几个同学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傅斯年竟然在《新潮》第一期就发表文章《出版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直接把自己的老师马叙伦给“揪”了出来,直指马叙伦在札记中抄袭胡适的学术成果。
 
有关抄袭质疑,“误读”的案例也不少。鲁迅与历史学家顾颉刚势同水火,在他的小说《理水》中,将其塑造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鼻尖涨得通红”,影射挖苦顾。两人交恶主要缘由是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桩公案。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原创的史学名著,例如一针见血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胡适称赞鲁迅“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但顾颉刚却认为,此书涉嫌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告知鲁迅的论敌陈源(笔名陈西滢)。1926年1月30日,陈便在《晨报副刊·致志摩》中公开披露,指责鲁迅抄袭。“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对此,鲁迅辩白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很多年后,当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真正有了中文本,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了日文本后,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他犹不忘这件旧事,对陈源又狠狠地鞭挞一番:“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但这场抄袭其实是个误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上海出现一本同名书。那本书正是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小说”部分的编译本。不少学者认为,陈源是把那本书误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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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民国名家弄虚作假代价惨痛
 
学术造假是为了什么呢?从翟天临事件看,是为了一纸文凭。
 
国人对文凭向来看重。科举时代,一定要求一个“正途”出身。所谓正途,就是科考考中的。科举被废除后,各学校又开始重视英美留学学历。陈寅恪就因为学历问题差点没上岗。
 
俞爽迷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他曾在江苏教育学院任职,后任职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但1936年后,他突然在学术圈消失了。后世学者一度认为他是病退了。但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老师赵霞找到了档案,发现俞爽迷是因为学历造假而退出的;而江南大学吴稌年老师发现,俞爽迷不仅学历造假,还涉嫌学术抄袭。
 
吴稌年先生在《俞爽迷的图书馆学研究及其瑕疵》一文中曾就俞爽迷的抄袭问题有过阐述:“俞爽迷先生于1936年发表的《图书馆与社会教育》近2000字的论述中,与徐旭先生在《民众图书馆学》一书第一章《民众图书馆教育》中的第一节《民众图书馆教育之重心》中的论述,除个别字外,其余皆同,俞先生的文章仅仅是多了末段68个字符……即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量的几乎完全‘拿来’的现象,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原因,亦是不可取的,至少在学术思想和规范上来说是不够严肃认真的”。
 
对于俞爽迷学历造假一事,赵霞在其论文《民国名家俞爽迷洋文凭造假及其履历之谜》中写到,民国时期社会转型急需新式人才,国家与社会在录用新式人才时十分重视海外留学文凭。然而,受文凭形式主义及外国文凭难以甄别的影响,出现大量假冒大学文凭。俞爽迷便编造了自己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的学历。实际上,他仅是复旦大学文学院毕业生。
 
如若一世默默无闻,这件事或许就不会被揭露。但俞爽迷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日益突出,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上升为社会名流,其履历、学历便不得不接受民众的检验。1935年,厦门大学已经注意到俞爽迷外国学历造假的嫌疑,1936年初决定不再续聘。
 
对这一点,俞爽迷心知肚明。1936年南洋一所学校招聘校长,俞爽迷便前往应聘,但不知为何,他在履历中仍然高调地填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历。没想到,南洋这所学校严加审核,发现后便呈请中华民国教育部查办俞爽迷。
 
真相终究包裹不住,俞爽迷只好称病回乡,从此彻底离开学界。从跻身上流社会到黯然归乡,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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