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土地与祖先》[美] 易劳逸 著 重庆出版社
扬子晚报讯 （记者 蔡震）《家族、土地与祖先》是美国汉学家易劳逸研究中国史的一部代表作，但国内一直没有译本，相关的介绍也很少。近日，在读者期待中，这部书籍终于由重庆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书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而是上溯到十六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易劳逸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提出，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早在十六世纪的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
需要回溯到十六世纪
寻找那个时代图景社会源头
在书中，易劳逸详尽地描绘出中国近世四百年社会经济变迁史，试图找出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社会密码。
易劳逸在书中分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更多新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逐渐从社会结构的上层开始取代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同时，商品贸易和近代工业在中国社会中也得以发展。这些变化促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1860年到1949年期间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由此，至少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这90年仿佛是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可称之为“现代化早期”。
在最初研究阶段，易劳逸发现，对中国“现代化早期”很多社会和经济变迁问题的理解，必须先关注和探讨此前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体制和结构，因此有必要将视野回溯到1860年之前。可是需要回溯多远呢？有人认为应该回溯到十八世纪，而易劳逸觉得有必要再向前追溯更远，去寻找那个时代图景的社会和经济源头。因此他决定从明代，特别是十六世纪开始着手研究。
易劳逸认为，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比如人口变化。明初的6500万—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450年间增长了5倍。巨大的人口导致人口大规模迁徙，同时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出现了跨区域商品贸易，传统以白银和铜钱为媒介的贸易弊端凸显，于是现代版的本土银行钱庄和票号开始出现。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同时，各社会阶层的混同促生了社会多元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对商人和工匠这两个社会阶层的尊重程度日益提升。
中西方态度截然不同
明晰反映在各自艺术形式上
在某种程度上，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化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早期英国相同领域发生的变化并无本质区别。从工厂经营规模、最高效纺纱机的产量及商人持有资金总量等指标来看，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似乎还领先于英国一步。遗憾的是，中国最终却失掉了这种发展势头，这又是为什么呢？
易劳逸在书中写道，一个民族必须认识到“有必要”改变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路径，才有可能走上工业化道路。但是在中国，人们通常不急于做出改变。欧洲人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掌控自然，使其听命于人类”的强烈愿望。相形之下，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强调人只是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任务并不是改变自然。
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态度非常明晰地反映在各自的艺术形式上。西方艺术经常选择静物作为描绘对象：一盘水果，一捧剪下来的花，或一只刚被射杀的雉鸡等。中国艺术倾向于描绘自然状态下的活态形象：挂在树上的水果，在地上吃草的雉鸡等。中国山水画通常都会描绘连成片的远山或水上漂流的船只，一两个渺小的人物，以此传达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中国人来说，控制自然并使其按照人的意志发展远不及通过“道”来建立人与社会和谐共处那么重要。
在技术上，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也带动了包括冶铁术、御马术、尾舵驾驶术、平圆拱造桥术及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轮轴技术等技术革新。中国人能开创重大技术变革，却将稳定与和谐置于改变和征服之上。
富裕后就想谋个身份
不是对商铺或工厂追加投资
中国未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另一个原因，存在于社会结构及社会价值观方面。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和声望是个关键问题，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当时的中国，在医药、商业、法律或宗教等任何领域任职都不及当个士大夫。商人和工匠一旦富裕起来，就会试图通过接受教育的方式为自己或儿子谋得文人身份。而很多没考取功名的人只要能负担得起，也都愿意效仿士大夫的格调。在中国，成功商人总倾向于花钱置地建书斋、资助学者，而不是对自己的商铺或工厂追加投资。此时，中国受教育阶层把金钱、时间和兴趣都投放在了与促进经济和技术变革无关的领域。晚明时期是中国社会全面繁荣的时期，当时的上层人士不仅生活奢侈而且喜欢炫富，下层民众也不同以往地过着闲适生活，很多传承数代的士绅家庭都因喜奢靡生活而衰落。
此外，阻碍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另一因素是中国社会的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因缺乏提高生产力的动力，企业很少自发地采用新技术，因为改变生产方式就意味着面临风险和迷失。因为人们容易获得一种知足感，所以时不时“听天由命”一下。
以上因素都叠加在一起，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经历了经济繁荣却未能更进一步的原因。也许还需要考量更多的因素，比如货币体系不合理、运输体系成本高效率低等，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多少拖累，无论答案是什么，在易劳逸看来，有一点却无疑具有历史重要性，即中国经济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期间的确曾经繁荣发展过，且其繁荣程度超出了十九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