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
2020-09-21 10:11

编者按: 5G商用开启,必将为传媒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新的增长动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委会会长喻国明在《传媒观察》2019年第7期发表论文《5G时代的传播发展:拐点、挑战、机遇与使命》认为:5G时代,视频表达必将成为主流,“在地性”赢得新的机遇,媒介的定义将被改写。

 

喻国明: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

喻国明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式跨入5G时代。5G商用开启,将为传媒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新的增长动力。中国联通与华为联合发布的《5G新媒体白皮书》中指出,媒体行业将首先享受5G红利,5G将能使中国媒体业到2022年带动约超过4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间。站在这样一个现实实践与未来发展的节点上,我们有必要搞清楚:5G将给传媒行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传统媒体在5G时代将如何实现转型发展?5G时代整个传播学科将发生何种程度上的变化与重构?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种尝试性的探讨。

视频表达必将成为主流

5G的特点可以用“两高两低”来概括,即高速率、高容量、低时延、低能耗。基于这四个特点,5G对于传播领域会发生革命性的影响和变革。其中,信息传输的高速率意味着视频语言将取代文字语言成为社会交流的主要表达形式。

传统上,视频仅仅是以提供娱乐为主,对主流新闻的表达、主流价值观的承载是不足的。4G时代,随着短视频的出现,视频开始逐渐介入社会影响力的中心,对主流事件、重要事项的关键性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视频中包含的大量非逻辑、非理性成分,对传播效果的达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进入5G时代,视频市场会发生何种变化?我们知道,短视频虽有“快”与“活”的特点,但终究因其“轻”与“短”,缺乏主流与关键逻辑表达所要求的厚重、严谨和周到,对于主流表达的影响依旧有限。随着5G的崛起,中长视频必然强势登场,成为社会性表达的中心和主流。因此,借助5G大带宽、高速率的优势,中长视频“登堂入室”表现自身价值,将成为必然。

短视频的缺陷部分一定会由中长视频来弥补,但这并不意味着短视频会失去地位。未来,中长视频和短视频之间将如何分工协作?笔者认为:未来短视频将发挥导视、橱窗的作用,作为先导的接触点,形成信息的普及性轰炸,然后再筛选一部分感兴趣的受众对深层内容进行深度接触。由此,这种分工必然导致短视频在某种程度上的衰退。但这种衰退不是规模上的衰退,而是指短视频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的让渡。而中长视频会在更大程度上扮演负荷重要的、系统性意思表达的角色。

以“在地性”优势赢得新的机遇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5G商用大幕拉开,将赋能各行各业实现转型发展。那么,传统媒体在5G时代如何抓住机遇实现跨越?

我们认为,5G的开启对于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机会。5G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媒介融合,这种融合表现为跨行业的发展。众所周知,传统媒介的危机主要是传播的危机而不是内容危机。在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就传播领域而言,基于社交的关系链传播和基于AI的算法型内容推送占据社会性传播的半壁江山。大部分传统媒体受限于体制的约束、规模的有限、技术的滞后以及市场运营能力的迟滞,在流量之争的发展中明显落伍。这就是人们在近年来所观察到的传统媒体出现“渠道失灵”、用户流失以及影响力衰退的现象。

进入5G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逻辑将会沿着进一步“加宽”、“加细”和“加厚”的方向发展变化,具体地说,就是人们的“线下”生活将逐渐向着“线上”转移,使得“线上”生活日益丰富化、主流化,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阵地”。此时,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发展“上半场”时所遭遇的问题大多数已不成其为问题,比如过去“流量(用户)”流失的危机等。因为在BAT平台上,流量(用户)已经是随处可得的富余资源——而BAT公司在社会生活“加宽、加细、加厚”的过程中,也无法简单地利用自己的“连接能力”就可以独揽这一过程,其未来发展的生存进退取决于它能否实现人们在互联网上“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平台性价值。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流量不是问题,用户也不是问题,一个媒体、一个机构,乃至一个个人,你有没有某种专业的服务于用户的适用能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种情形下,传统媒体只要善用“在地性”的优势(即在一个地区、一个领域内推动、激活和统合各种专业、垂直服务所需的全部资源的优势),就能获得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必须指出,传统媒介在文明传承和社会逻辑的洞察方面的优势,会成为这一发展阶段上不可或缺的必要推动力量,甚至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便是传统媒体在5G时代未来发展中的机会所在。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传统媒体要把握好机会,做好对用户的精细化管理工作,利用自己的核心优势,在技术逻辑的引导下和“线上”新世界的建构中去影响主流、影响主流人群、影响主流人群的决策。

媒介的定义将被深刻改写

种种迹象表明,5G或将成为传播学发展的决定性拐点。更具体地说,5G不是一项“弯道超车”的技术,而是一项“换道行驶”的技术。传播学已经站在全新的基点上,面对着“换道发展”的新未来。

首先,媒介的定义将被深刻改写。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将媒介定义为“人体的延伸”,5G的万物互联则进一步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互联上升到生理级、心理级的互联互通,其疆界的进一步拓展、要素的进一步丰富、结构的进一步生态化,将促成传播学科的革命性重构。

其次,5G的高容量使万物互联成为可能,5G的低能耗则可以使各种反映着人与物的状态属性的传感器(如“可穿戴设备”)的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成为现实。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场景有了时刻在线、互联互通的现实可能。因此,在内容供给侧,将崛起一个巨量的资讯新品种——传感器资讯,我们将迎来技术生产内容的一波巨量冲击。届时,UGC(用户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OGC(机构生产内容)联手MGC(技术生产内容),共同形成内容生产的“大合唱”。

再次,“场景学”将衍化为应用传播学的主干。5G时代,高速率、低时延的技术支撑势必使VR/AR/MR崛起,成为传播领域最为耀眼的现象级产品。这为应用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一方极具想象力的全新场域与价值空间。VR(虚拟现实)/AR(现实增强)/MR(混合现实)将使“场景”成为未来传播中价值变现最为重要的“节点”范畴。未来的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中,“场景学”专业,包括场景发现、场景设计与场景应用,将衍化为应用传播学的主干。

最后,电信传播学将在技术改变现实的推动下呼之欲出。显然,在5G技术的革命性改变之下,传播学的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拓张。“万物互联”实现从物理性的连接、到生理性的连接、直至心理性的巨大而复杂的连接;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从过去的社会政治治理、经济规律、伦理规则的交互,实现了今天技术逻辑对上述种种传统因素的基础性叠加与化合;传播学的主导性因素的升级迭代,相应机制与规律也势必发生重大改写。概言之,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面临着扩容、重构的革命性任务。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逻辑对于传播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性结构作用,这便是建设“电信传播学”的缘由与依据。

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的基础性改变,对于传播领域和传播学科而言是一项从内到外的深刻的革命性改变。能否过好5G这一关,将是决定着传播学科在未来社会发展中能否成为时代发展主导者地位的关键。对此,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肩负着文明发展的重要使命与担当。

(载《传媒观察》2019年07月号,原标题为:5G时代的传播发展:拐点、挑战、机遇与使命。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照原文。)

 

喻国明男,1957年9月生, 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1989—2016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 2006年获聘中国人民大学首批国家二级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评定)。图片

主要社会兼职: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

主要学术成就:喻国明是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传播学实证研究的领军者、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认知神经传播学的开创者。

近年来,喻国明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网络舆情监测、大数据挖掘和认知神经科学引入到传播学中,出版了“中国社会舆情蓝皮书系列”,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安全阀”“舆论的社会代偿机制”等观点;通过对传媒业相关数据挖掘,形成了中国传媒产业的宏观衡量指标体系——中国传媒发展指数,出版了“中国传媒指数蓝皮书系列报告”,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进行实时“把脉”; 在国内最早将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手段(如EEG、ERP和眼动仪)等引入到传播学研究,并据此提出“瞬间效果”的研究范式等,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其中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有: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2004年),《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2011)、《新闻传播的大数据时代》(2014)、《媒介革命:互联网逻辑下传媒业发展的关键与进路》。喻国明独著、以第一作者署名及主编的著作、教材共35部,此外还有800余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根据中国知网和百度学术检索,喻国明发表论文的被引文率居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第一位。

喻国明是国务院评定的对国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经两度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两度获得中国新闻奖学术论文奖,五度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其中一等奖一次)、教育部“宝钢奖”全国优秀教师、曾赢得了“中国传媒十大创新人物”“中国媒介发展思想人物”“共和国60年传媒十大影响力人物”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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